白川生产请了假,但还是不停骚扰我。电话一天打三通,短信发得比快递广告还勤,内容从“今天宝宝踢了我几下”到“你看这个婴儿袜子可不可爱”到“我一个人好无聊你快来陪我”,情绪跨度之大、频率之高,完全不输她当年追松田阵平的阵仗。她说怕我一个人在警局无聊。

那天我去了她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窝在沙发上像一只搁浅的鲸,脚边堆着几本育儿杂志和一袋吃到一半的仙贝。她先生一条在厨房里忙活,锅铲的声音和味噌汤的香气从门缝里飘出来。我说我在警局有同事有工作,比较无聊的是你吧。

“哪有。”她把仙贝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一半递给我,嚼得嘎嘣脆,“每天睡到自然醒,醒了就有现成的吃,看看电视,累了再睡,哪里无聊了。只有不停工作、又每天看到讨厌的同事的人才无聊吧。”

确实是。每天在警局对着写不完的行动报告和理不完的卷宗,食堂里还要被机动处某位不知名的松田姓男子以“要不要给你也来罐蔬菜汁”为由进行精神骚扰。我竟无言以对。

“哦对了,这个给你。反正我也用不到了。”她从沙发上撑起来,动作很慢,一只手扶着腰,另一只手撑着沙发扶手,像一艘正在转向的货轮。我赶紧伸手扶了她一把。她进房间翻了一阵,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四个发夹。黑色的,金属质地,上面一朵小小的白花。

这时候她已经剪了短发。原先那头每天换一个发型的长发现在齐耳短了,发尾修得整整齐齐,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她说以后带孩子方便,回职场也可以显得更干练。她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拨了拨耳后的碎发,动作里带着一种即将当妈的人特有的利落和笃定。

“这不是松田那时候在学校赔你的吗?”我把那四个发夹接过来,在掌心里排成一排,和五年前它们被松田放在我桌上时一模一样的排列方式。我腾出一只手,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发夹。恰好今天戴着的,就是那第五个。

“就是看你今天戴着才想起来的。你拿去吧,你戴这种更合适。”白川重新坐回沙发里,把靠垫塞在腰后面,调整了一下姿势。

“也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就是方便。”我把那四个发夹拢在掌心里,冰凉的金属触感慢慢被体温捂热,“要不是松田拆了我之前那个,也不至于要有五个一模一样的吧。”我看着手里齐整整的发夹,一言难尽。那天的画面还能清晰地浮起来——他把我的发夹弹簧拆开了,金属片弯成诡异的形状,装饰小花被揪下来放在旁边,整一个案发现场。然后萩原按住我的手腕打圆场,我用课本敲他的桌子,他赔了五个一模一样的。然后白川捧着那四个发夹高兴得像中了彩票。然后没过多久她就喝醉了酒给松田发了好长好长的告白短信。然后她在饭店哭着跑出去。然后她把那个淡蓝色的八音盒送给松田,松田连拆都没拆就塞给了我。然后一切都开始了。

“其实我一个都没戴过。”白川看着那四个发夹,声音轻轻的,像是在翻一本很久没打开的旧相册。

我说看得出来。发夹的边缘没有任何磨损,金属卡扣还紧得发涩,连小花的花瓣上都没有一丝划痕。五年了,和新的一模一样。

“那时候舍不得。”她把腿蜷起来,双手环着膝盖,下巴搁在膝头上,“后来放着放着就忘了。”她忽然笑起来,不是那种憋着坏的笑,也不是那种花痴的笑,就是纯粹的、觉得过去的自己很好笑的笑,眼尾挤出几道细细的纹路。“哈哈哈哈,警校还真是段有趣的经历呢。还好松田一点不计较,不然现在他哪里会搭理我。毕竟是同学嘛。”

“是啊,还好他不记这些。”我把那四个发夹小心地放进口袋里,和口袋里的零钱碰出轻微的声响,“不然你这婴儿床都没人搭。”

我转头看那张婴儿床。被松田阵平拧紧的螺丝还牢牢地固定在原位,但白川已经在上面装了一个旋转音乐挂铃、一串毛绒动物拉环和一面婴儿安全镜,床沿还挂了一圈彩色的布制床围,整个床被装饰得满满当当,跟个游乐园似的。

这孩子一定会很幸福吧。有那么爱他的爸爸妈妈,有一个会把德文说明书翻译成日文的“阿姨”,还有个嘴上说着“赶紧生下来给我玩玩”、实际上连婴儿床的螺丝都要检查三圈才放手的白痴“舅舅”。哈。

在警局的日子还是照旧。松田在食堂端着餐盘坐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到连筷子都不会停一下了。他说白川养胎没人陪我了,他不介意陪我聊聊天。话说到一半,他伸出手,手指朝上,掌心朝上,做了一个收钱的手势。“但我要给我买咖啡,算是出台费。”

我把筷子搁在碗沿上,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我在逗你但你拿我没办法”的脸。“跟你的天也不是非聊不可。这出台费我不想花。有这钱我直接去俱乐部不好吗,人家至少还能给我情绪价值。”

“朝仓凛,你是警察。”他把咖啡往桌上一顿,声音拔高了半格,表情在一瞬间完成了从“逗你玩”到“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的切换,“你刚才说了什么暴言?”

“松田阵平,你也是警察。”我端起他刚放下的那杯咖啡,喝了一口,从杯沿上方看着他的眼睛,“你问自己同事要出台费,你又是什么暴言?”

他被噎了一下。嘴巴张了张,又合上了。那个“切”字卡在喉咙里,被我那口咖啡堵了回去。懒得跟他计较。路过的同事又在旁边指指点点。机动处的几个小伙子端着餐盘,从我们桌边经过的时候脚步明显放慢了,目光在松田脸上和我手里的咖啡杯之间来回弹跳,嘴角的肌肉抽动着,在用尽全力不让笑容裂到耳朵根。松田干咳两声,把头扭向窗外,手在桌上无意义地挪了挪餐盘的位置,装作无事发生。

那天出行动,又碰到了松田。这次的案子涉及跨科室协作,机动处被调来做技术支援。我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在警戒线外面站着了,手里拿着一份现场示意图,正和他们队长说着什么。看到我,他从人群里脱出来,把我拉到警车后面,压低声音叫我不要去一线,说可以替我去。

我拒绝了。我说这是我们三科牵头,你只是个做支援的备选,不要给自己加戏。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没有多想,只觉得这是分内的事。自己科室的案子,哪有让别人冲在前面的道理。

他说:“你自己什么水平,自己不知道?”

我说:“现在是我们部门牵头,你只是个做支援的备选。不要给自己加戏。”

我转头就去行动了。其实三科一直也碰不上什么大案,处理的多是事后问询和文书记录,我也是大意了。现场的情况比简报里写的复杂,嫌疑人的位置和我们预估的有偏差,搜索的路线在中途出现了分歧。过程中被歹徒用刀划伤了手臂。刀口不算深,但血出得很快,温热的液体沿着小臂淌下来,滴在水泥地面上,晕开几朵暗红色的小花。疼痛在一瞬间像电击一样从伤口炸开,然后变成持续的灼烧感。不过对方最后也吃了我一肘击,和我当年在警校实战训练中反杀“犯人”时一模一样的招式,被同事们顺势制服了。戴手铐的时候那人还在挣扎,我按着他的肩膀,伤口上的血蹭在了他的衣领上。

但松田对着我破口大骂。他大步跨过警戒线,一把推开围在我身边的人群,看了一眼我的手臂。给我包扎的同事被他呵斥走了。那个小姑娘拿着绷带和消毒棉,被他一句“我来”吓退了两步,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然后把东西递给他,转身走了。他拆开消毒棉的包装,酒精的味道刺鼻地散开,他一只手托着我受伤的手臂,另一只手用镊子夹着棉花,沿着伤口边缘一点一点地清理。动作很轻,和他当年拆发夹、修兔子、拧婴儿床螺丝时一样稳,但他的嘴没有停过。一边包扎一边不停数落——没有警惕心,穿着个短袖毫无防备就往前冲,脑子是不是落在办公室了。绷带绕上一圈,骂一句,再绕一圈,再骂一句。手指在我手臂上快速地缠着绷带,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压抑不住的恼火。

我负着伤,手臂上的灼烧感还在,耳朵还要听他叽叽歪歪。血压从手臂的伤口往头顶涌,理智在他说出“你们三科的训练是不是都在食堂练的”那一瞬间彻底断线。我猛地一拳砸在他脸上。用没受伤的那只手。指节正中他的左脸颊,不是耳光,是货真价实的一拳,和他在警校训练场上往墙上砸的那一拳力道差不多——不,可能更重。他的头被打偏过去,身体晃了一下,后退了半步才站稳。绷带从他手里掉下来,在地上滚了两圈。

“去你妈的,该滚哪儿滚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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