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潮阁”的招牌在报社三楼走廊尽头挂着，是块老樟木刻的，纹理里渗着几代报人手上的汗渍和墨渍。每逢阴雨天，木牌背面就会渗出细密的水珠，老编辑们说那是文字在流泪。叶葆启习惯了每天清晨用手掌抚过木牌，掌心便传来潮汐般的脉动——那是千百封来信在抽屉里呼吸的声音。
一九九八年五月，霉雨提前来了。叶葆启打开读者来信的铁皮柜时，一股陈年纸浆与铁锈的腥味扑面而来。最底层压着一封用油纸包裹的信，油纸已经脆黄，展开时簌簌落下的不知是灰尘还是虫蛀的碎屑。信纸是七八种不同质地拼贴的，有的印着厂区抬头的便笺，有的撕自孩子的作业本，还有一张是包中药的黄草纸。字迹更是斑斓：蓝黑墨水洇开的、圆珠笔压穿纸背的、铅笔写的又被雨渍晕染的——像一群受伤的鸟，在纸上扑腾出歪斜的轨迹。
信上说的事发生在螺壳镇小学。那地方叶葆启知道，镇子形状真如海螺，街道是一圈圈旋开的，陌生人走进去总会绕回原处。老辈人说，螺壳镇原是龙王吐出的一个痰盂，里面盛着被罚下界的文曲星的唾沫星子，所以镇上出过九个秀才，三个举人，也出过七个疯癫的读书人。
“记者同志，”信的开头这样写，“我们是螺壳镇小学五年级三班学生的家长。上月家长会，我们不过是问了句课外辅导费的用途，就像往深潭里扔了颗小石子。谁知这潭水深得很，石子没沉底，反而溅起了黑泥巴……”
十名学生成了“那几个人”。他们的作业本会被单独收上去，发回来时，红笔批改的痕迹特别重，有时整页纸都被划穿，透过破洞能看见下面垫着的桌子木纹。他们的座位被调到教室最后排，紧挨着放扫帚的角落，粉笔灰和蜘蛛丝常常落在他们头发上。最让家长揪心的是，班主任王老师发明了一种“静默处罚”——当这几个孩子举手回答问题时，她会微笑着点头，却永远不叫他们的名字，仿佛他们是透明的。时间长了，其他孩子也学会了这种视而不见，课间游戏时，那十个孩子周围会自动空出一个圆圈，像某种无形的结界。
叶葆启把信纸凑到台灯下细看，发现在某些字的笔画连接处，有极淡的盐渍结晶——那是眼泪干涸后留下的。他将信纸对着光，盐晶在灯光下折射出细小的虹彩。
去螺壳镇那天，黄历上写着“忌出行，宜静守”。长途汽车在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稻田绿得发黑，农人插下的秧苗一排排站得笔直，像等待检阅的绿色小兵。叶葆启靠着车窗打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铅字，被巨大的印刷机碾过，压进新闻纸的纤维里。
螺壳镇果然如传闻所言，街道是螺旋状延伸的。镇口立着一块明代的石碑，刻着“文枢之地”四个大字，但碑身下半截埋在土里，露出的部分爬满青苔，远远看去像是“又枢之地”。叶葆启向路边卖麻糍的老人打听小学位置，老人不答话，只是用竹签挑起一块麻糍递给他。麻糍是青艾汁染的，咬开里面是乌豆沙馅，甜得发苦。
“顺着麻糍摊往右拐三次，左拐两次，看见墙头长枸杞的人家，对面就是了。”老人终于开口，缺牙的嘴里漏风，“那小学的钟楼是民国时建的，听说钟锤是块陨铁，敲出来的钟声能镇邪祟——也能招邪祟。”
叶葆启按着指引走，果然在一户墙头爬满枸杞的人家对面，看见了螺壳镇小学的铁门。门是生铁的，铸成翻开的书本形状，但年久锈蚀，书本的“页边”卷曲起来，像被火燎过。正是放学时间，家长们聚集在校门外，却异常安静。女人们用头巾把脸裹得严实，男人们蹲在墙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群萤火虫在开会。
叶葆启混进人群，假装是来接侄子的远房亲戚。他递给旁边一个穿工装的男人一支烟，男人接过，在指甲盖上顿了顿，忽然说：“你不是本地人。”
“怎么看出来的？”
“本地人抽烟，第一口都是朝地上吐，”男人眼睛盯着校门，“螺壳镇地气重，第一口烟敬土地公，保平安。”
正说着，校门开了。孩子们鱼贯而出，大多是结伴的，喧闹着，追逐着。但最后出来的十几个孩子，走得很慢，彼此间隔着固定的距离，像用尺子量过。他们背着书包，头埋得很低。叶葆启注意到，他们的书包颜色都比其他孩子的暗淡，不是蓝就是灰，没有一个鲜艳的。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走到穿工装的男人面前，小声叫了声“爸”。男人掐灭烟，一把抱起孩子。就在转身的刹那，叶葆启看见女孩的左手手背上，用圆珠笔画着一个极小的“×”，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笔画很深，像是反复描过。
“老师让画的？”叶葆启尽量让声音显得随意。
男人身体僵了一下，没回头，抱着孩子快步走了。但他的工装后背湿了一片汗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蝙蝠。
叶葆启在镇上唯一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在二楼，窗子正对着小学的操场。傍晚时分，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旗杆孤零零地立着，顶端的红旗褪成了粉白色，在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旗杆的阴影越拉越长，最后像一柄黑色的剑，刺穿了整个操场。
夜里下起了细雨。叶葆启被某种声音惊醒——是脚步声，很轻，但密密麻麻，像有很多人在操场上绕圈。他撩开窗帘，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看见空荡荡的操场上确实有一圈脚印在慢慢显现。不是雨打的痕迹，而是实实在在的脚印，一个接一个，绕着旗杆转圈。脚印很小，像是孩子的。
更奇的是，当脚印转到第三圈时，旗杆上的绳子自己动了起来，缓缓地、一节一节地，把旗帜降下一半。然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只有雨丝在路灯的光晕里斜斜地飘。
第二天，叶葆启去了镇上的老茶馆。茶馆是木板搭的，踩上去吱呀作响，像随时会塌。他点了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叶梗在粗瓷碗里浮沉。邻桌几个老人在下象棋，棋子拍得啪啪响。
“听说王老师又发威了。”一个秃顶的老人走了一步车。
“哪个王老师？教五年级那个？”对弈的老者眼睛没离开棋盘，“她呀，来头不小。娘家是县里做砚台的，祖上给乾隆爷进贡过螺钿砚。她批作业用的那支红毛笔，听说笔杆是雷击木的，笔头掺了朱砂和雄黄，写出来的字，水泼不湿，火燎不焦。”
“何止，”观战的一个独眼老人插嘴，“她办公桌右边抽屉，永远锁着。有次大扫除，临时工看见那抽屉缝里往外渗红水，吓得从梯子上摔下来，瘸了条腿。”
叶葆启端起茶碗，借着碗沿的掩护观察这些老人。他们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每道皱纹里都藏着故事，也藏着秘密。
“那学校也不是善地，”秃顶老人吃了对方一个马，“民国时候，那儿是文庙。破四旧那年，把孔圣人的牌位扔进井里，那井到现在还封着，就在操场东北角。有人说月圆之夜，能听见井里有念书声，之乎者也的。”
叶葆启记下了这些零碎的线索。他结了账，走出茶馆时，独眼老人忽然叫住他：“后生，你是外面来的记者吧？”
叶葆启心里一惊。
老人那只完好的眼睛盯着他，瞳孔是浑浊的黄色：“听我一句劝，有些事，水太深，别轻易蹚。螺壳镇的秘密，像这镇子的街道，是漩涡状的，越往里钻，越出不来。”
通过层层关系，叶葆启联系到两位愿意说话的螺壳镇小学教师。见面地点约在镇外河边的废弃水磨坊。磨坊的木轮已经腐朽，半浸在河水里，轮叶上挂满水藻，像绿色的胡须。
两位女教师都用围巾包着头脸，只露出眼睛。一个眼睛很大，但布满血丝；另一个眼睛很小，躲躲闪闪的。她们不肯进磨坊，就站在河边的柳树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混在河水流动的声音里，几乎听不清。
“王老师批改作业时，一定要点一支香，”大眼睛老师说，“是那种很细的线香，味道很奇怪，像是檀香里掺了别的什么。她说这香能让她静心，可我们闻了都头晕。”
小眼睛老师补充：“她改作业用的红墨水，从来不让我们碰。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洒在教案上，那红色渗进纸里，第二天再看，红色的地方居然凸起来了，摸着像疤痕。”
“那十个孩子……”叶葆启试探着问。
两位老师对视一眼，同时沉默了。河水哗哗地流，一只翠鸟掠过水面，叼起一条银色的小鱼。
“他们的作业本，”大眼睛老师终于开口，“每次发回去，家长都能在空白处看见一些……不是批语的记号。有时是一个圆圈，有时是一个三角，有时是几个点。家长看不懂，但我们知道，那是王老师自创的一套符号。圆圈代表‘需要特别关注’，三角代表‘家庭有问题’，点点的数量代表……孩子犯错的次数。”
“最可怕的是，”小眼睛老师的声音开始发抖，“有一次我值日，去教室关窗，看见那十个孩子的课桌桌面，在夕阳下……浮现出字迹。是很淡很淡的铅笔痕，写着‘我错了’、‘我不敢了’，一遍又一遍，密密麻麻，像经文。”
她们说完这些，像耗尽了所有勇气，匆匆离开了。叶葆启站在河边，看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像两滴水融入了大河。
正式采访那天，叶葆启特意穿上最正式的中山装，四个口袋都塞得鼓鼓的：采访本、录音机（那种用磁带的）、钢笔、记者证。校长室在行政楼二楼最东头，门前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先进单位”、“文明校园”、“教学质量优秀”……金色和红色的奖状在昏暗的走廊里闪闪发光，像一片片鱼鳞。
校长姓褚，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两鬓的白发像粉笔灰，怎么梳也藏不住。他请叶葆启坐在一套藤编沙发上，沙发很旧了，藤条磨得发亮，坐下去时会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骨干，”褚校长泡茶的动作很慢，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她带的班级，连续三年语文平均分全镇第一。家长可能有些误会，教育方法的问题，可以沟通嘛。”
叶葆启注意到，校长泡茶用的水不是暖瓶里的，而是从一个陶罐里倒出来的。水色微黄，有股淡淡的中药味。
“有家长反映，孩子因为家长提意见而受到区别对待，这事学校调查过吗？”
褚校长端起茶杯，吹了吹水面，并不喝：“记者同志，教育是门艺术。孔子都说要因材施教，对不同学生采取不同方法，这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至于家长说的‘报复’，这是很严重的指控，需要证据。”
“如果确实存在教师利用职权，对学生进行精神上的孤立和惩罚呢？”
校长的笑容淡了一些：“我们是正规学校，所有教师都持证上岗。王老师可能方法上有些……严格，但出发点是为了孩子好。现在的孩子娇气，家长也敏感，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像在打太极。叶葆启每次问到实质问题，校长都能用“教育艺术”、“家校沟通”、“理解万岁”之类的词搪塞过去。最后，校长站起身，这是送客的表示。
“记者同志，学校马上要期中考试了，教学任务重，”他拉开办公室的门，“您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向教育局反映。我们一定配合调查。”
走出行政楼时，叶葆启回头看了一眼。褚校长还站在二楼窗口，身影映在玻璃上，模糊不清。奇怪的是，校长室窗口那盆绿萝，所有的叶子都朝着室内方向卷曲，像是要躲避外面的阳光。
真正的突破口是一盒录音带。
那天傍晚，叶葆启在旅馆房间整理笔记，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
“我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声音小得像蚊子，“我听说您是记者，我……我有样东西给您。”
她把布包放在桌上，一层层打开。最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磁带盒，塑料的，边缘已经磨白了。
“上个月开家长会，我偷偷带的录音机，”女人不敢看叶葆启的眼睛，“本来只是想录下会议内容，回家好好琢磨。结果……结果录到了别的东西。”
叶葆启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先是沙沙的噪音，然后是一阵脚步声，搬动椅子的声音，咳嗽声。接着，王老师的声音响起来了：
“今天把大家留下来，是要说个事。”声音很平静，甚至有些温柔，“最近，有些同学的家长，对学校工作很关心，提了很多宝贵意见。这是好事，家校共建嘛。”
磁带里传来几声干笑。
“但是，”声音突然转冷，像从夏天一下子跌进冬天，“家长是家长，学生是学生。在学校，就要守学校的规矩。有些同学，不要以为家里有人说话，自己就可以特殊。我告诉你们，在五年级三班，只有一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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