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深处传来的声音，叶葆启是在一个雨夜听见的。
那枚“新闻奖”奖牌被他用红绒布裹好，锁进办公室右手第三个抽屉。同事们都说抽屉老了，黄铜锁舌磨得薄如纸片，夜里会发出细微的叹息。但叶葆启知道不是锁舌的问题——是奖牌自己在说话。每当夜深人静，他伏案改稿时，就能听见那声音，像一枚硬币在深井里旋转，嗡嗡地诉说着什么。
“别听它的。”老校对员陈瞎子有天突然对他说。陈瞎子在报社干了四十年，眼睛坏了，耳朵却灵得很。“荣誉这东西，活久了就有了魂。你喂它正气，它就是镇纸石；你喂它邪念，它就成精了。”
叶葆启笑笑没说话，但夜里还是往抽屉缝隙里塞了张纸条，上面抄着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说来也怪，那之后奖牌的声响就变了，从嘤嘤嗡嗡变成了沉稳的心跳声，像一颗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搏动。
生活看似回到了旧河道。夜班、热线、现场、听潮阁——这些词像老唱片的凹槽，一圈圈旋转着他的人生。但河水已经不同了。同事们看他的眼神多了层光晕，像冬日呵出的白气，模糊了真实的轮廓。他们叫他“叶大拿”，那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时，会生出奇怪的回音，仿佛真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应和。
就连报社那台老式铅字机也认得他了。每次叶葆启经过，滚筒会无端空转两下，铅字在字盘里微微颤动，拼出不成文的词组：“荣……光……责……”油墨师傅老吴说，机器也有灵性，沾了太多好文章的气，成精了。
荣誉带来的不只是声音。
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袖口磨得发亮，像抹了层水银。他出现在叶葆启值夜班的凌晨两点，没有脚步声，就那么突然站在记者站门口。
“叶记者，”男人的声音像是从井底传来，“我家老板想请您写个传。”
叶葆启抬头看他，发现男人没有影子。日光灯惨白的光线穿透他的身体，在地板上留下一片模糊的晕。
“什么传？”
“发家史。”男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时发出金属的闷响，“材料都备好了，您润润笔就成。报酬……”他伸出三根手指，那手指在灯光下透明得像蜡。
“我不写这种东西。”叶葆启把纸袋推回去，触手冰凉。
男人笑了，嘴角咧到耳根：“您再想想。这世道，笔杆子能换金条子。”说完他化作一缕青烟，从门缝钻了出去。纸袋还在桌上，叶葆启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冥币，面额都是“亿”。
第二天他跟素琴说起这事，素琴正在腌咸菜。她把手从陶缸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说：“你爷爷那辈人就说过，出名了，不光活人找你，死人也会找。咱家祖坟朝南，阳气盛，你心里那杆秤不斜，就没事。”
叶葆启握了握妻子的手，那手因为常年劳作粗糙得像老树皮，却温暖踏实。
真正的考验在一个黄昏降临。
那是个星期五，下班时间，报社走廊空荡荡的。叶葆启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电话响了。接起来，那头是海浪的声音，哗啦哗啦，潮汐般规律。
“叶记者，”一个女声混在海浪里，“我是海岛县的。我们这儿的海，今年颜色不对。”
“怎么不对？”
“红。”女人说，“像血，又像铁锈。渔民不敢下网，说网捞上来都是空的，只有腥气。”
叶葆启记下地址，准备周末去看看。挂电话前，女人突然说：“叶记者，您获奖的那篇报道，我剪下来贴在灶王爷像旁边了。您笔下有正气，能镇邪。”
这句话让叶葆启愣了许久。他走到窗前，看暮色中的城市。远处工地的塔吊像巨大的竹节虫，一口一口吞噬着天空。这座城市在变，变得陌生，而他笔下的文字，真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符咒吗？
他破例参加的内海大学讲座，也出现了奇异的场景。
那天新闻系礼堂坐满了人，空气闷热，吊扇在头顶缓慢旋转，切割着光线。叶葆启讲“螺壳镇小学”，讲那封读者来信如何变成铅字，如何变成行动。讲着讲着，他看见第一排有个女学生一直在哭。不是抽泣，是无声地流泪，眼泪在笔记本上洇开，把字迹化成蓝色的河流。
提问环节，那个女生举手：“叶记者，您说记者要有‘傻气’。可如果‘傻’到最后，什么都没改变呢？”
礼堂突然安静下来。吊扇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咯吱，咯吱，像老人在磨牙。
叶葆启沉默了片刻。他想起螺壳镇小学那位王老师，想起她被调离时回头看校园的眼神，想起后来听说她在郊区小学的状态。记忆像一坛埋得太久的酒，打开时涌出的不只是醇香，还有沉淀的渣滓。
“也许改变不在表面，”他缓缓说，“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批评像一把手术刀，切下去会流血，会疼，但目的是治病。有时候病治好了，疤还在；有时候疤消了，阴雨天骨头还会酸——这些都是改变的证据。”
讲座结束，老教授握着他的手。老人的手干枯如树根，却异常有力。“你讲的是新闻的‘道’，”教授说，眼镜后的眼睛闪着奇异的光，“但现在很多人只修‘术’。他们会把笔练成绣花针，在锦缎上绣出漂亮图案，却忘了笔原本是犁，要翻开板结的土地。”
走出礼堂时天色已暗。校园里的老槐树下，叶葆启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螺壳镇小学那位王老师。她站在树影里，穿着一件素色衬衫，朝他微微点头。
叶葆启想走过去，一阵风吹过，槐花如雪落下。再抬眼，树下空无一人，只有一地白花。
是幻觉吗？他不知道。但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回到螺壳镇小学。操场上的草长到齐腰高，教室里课桌还在，黑板上留着半道没算完的数学题。他推开教师办公室的门，看见王老师坐在窗前批改作业，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走廊尽头。
“叶记者，”梦里的王老师没有抬头，“谢谢您的刀，切得准。”
醒来时凌晨三点，叶葆启坐在床上，听见客厅老座钟的滴答声。那声音和抽屉里奖牌的心跳声，在深夜里形成了奇妙的和声。
素琴翻了个身，迷糊地问：“怎么了？”
“做了个梦。”
“梦是反的。”素琴喃喃道，又睡去了。
叶葆启却再也睡不着。他走到阳台上，看这座沉睡的城市。远处仍有零星的灯火，像不肯闭上的眼睛。他突然想起自己刚当记者时，老主任说过的话：“记者是这座城市的守夜人。别人睡了，你得醒着；别人看不见的，你得看见；别人不敢说的，你得想办法说。”
荣誉带来的骚扰接踵而至。
××公司的李经理打来电话时，叶葆启正在写一篇关于菜市场搬迁的稿子。电话里的声音油腻腻的，像沾了太多猪油的抹布。
“叶大记者，您抬抬手，给我们的新产品美言几句……”
叶葆启拒绝后，对方不死心：“您别清高嘛。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笔杆子要会转弯才行。”
“我的笔只会写直线。”叶葆启说，“弯了，就断了。”
挂断电话，他发现自己写稿的红墨水在纸上洇开了，像一滴血。奇怪的是，那滩红色慢慢凝固，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奖杯形状。他用手指去抹，墨迹已经干了，抠不掉。
素琴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有天晚上吃饭时，她突然说：“葆启，你这几个月，白头发多了。”
“老了嘛。”
“不是年龄的事。”素琴给他夹了块鱼，“是心里的事。我看你有时候对着空气发呆，眼里有重影。”
叶葆启摸摸自己的脸。镜子里的男人确实有些陌生了，眼角的皱纹深了，眼神却更亮，像暗夜里的炭火，风吹不灭，反而更炽。
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听潮阁”。这个栏目在他获奖后，有了奇妙的生长。每次活动现场，叶葆启都能看见一些普通人看不见的“客人”——角落里蹲着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的身影模糊，像水中的倒影。但他们会认真听，听到关键处会点头，散场时默默离开。
解平生有天悄悄问他：“叶老师，您看见了吗？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穿蓝褂子的老大爷，每次都在，但签到表上从没他的名字。”
叶葆启没回答，只是拍拍年轻人的肩膀：“记住，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看见什么，而是为了被看见的人能看见希望。”
“听潮阁”开始尝试专题形式。第一次做“老旧小区改造”专场时，发生了件怪事。居民代表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耳朵背，说话却响亮。她讲到一半，突然指着天花板说：“看，梁上的燕子回来了！”
所有人都抬头，只见空荡荡的天花板，连个蜘蛛网都没有。
但叶葆启看见了——不是用眼睛，是用某种更深的知觉。他看见房梁上确实有燕子在筑巢，泥巢还是湿的，有新草的气味。那是记忆中的燕子，是这栋老楼五十年前的模样。
活动结束，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记者同志，你眼里有光，能照见旧东西。这好，这好，人不能忘了本。”
叶葆启指导年轻人的方式也在变。他不再只是讲技巧，更多时候讲故事。讲他采访过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一闪而过的微光。他告诉曹东方：“写批评稿不是泼脏水，是洗镜子。镜子脏了，照出来的人脸就是歪的。我们的工作是把镜子擦干净，至于照镜子的人愿不愿意看真实的自己，那是另一回事。”
赵宛芳有一次哭着从采访现场回来，说被采访对象轰出来了。叶葆启没安慰她，而是泡了壶浓茶，给她讲了自己早年的一次经历。
“那是个冬天，我去采访一个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他放狗咬我，我在雪地里跑掉了鞋。后来怎么写成的稿子？我在他工地对面租了间房，盯了七天，记下所有进出车辆的车牌，算出了他实际的工程量。稿子登出来，劳动部门介入，工资发下去了。”
“您不恨他吗？”赵宛芳问。
“恨过。但后来想想，他也是链条上的一环。问题不在某个人，在整套齿轮怎么转。”叶葆启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记者的愤怒要像茶，不能是白开水，烫一下就凉；也不能是酒，烧昏了头。要有点苦，有点涩，但回味是清的。”
1999年春天来得晚。三月了，河面的冰还没化尽，像老人不肯掉的牙。叶葆启听说王老师在郊区小学的消息，是在一个早晨。消息是随风传来的——真的是一阵风，吹开了他办公桌的窗户，夹带着远郊田野的气味和孩童的读书声。
他决定去看看。
郊区小学在三十里外，要穿过一片桃林。时值花期，桃花开得疯癫，红得不像真花，像泼出去的颜料。叶葆启骑车前往，花瓣落了他一身。
学校很小，只有两排平房，操场是泥地，但扫得干净。他到的时候正是课间，孩子们在玩老鹰捉小鸡。王老师当母鸡，伸开双臂护着身后一串“小鸡”。她的动作有些笨拙，但眼神明亮，那是叶葆启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光。
她没有看见他。叶葆启就站在围墙外看了十分钟，然后悄悄离开了。回程路上，他想起老领导的话：“记者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其实每个人都是，王老师是，那些孩子也是。时光是最公正的编辑，它会删掉一些章节，重写一些段落，但好的内核，总会在某个版本里留存下来。
儿子叶舟高考前的那晚，父子俩在河边散步。这是叶葆启最喜欢的一段河岸，老柳树垂着长发般的枝条，对岸的灯火倒映在水里，碎成千万片金箔。
“爸，你当记者图啥？”十八岁的叶舟问出了那个问题。
叶葆启没有立即回答。他弯腰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打了个水漂。石头在水面跳跃七次，画出一串同心圆。
“你看这水漂，”他说，“石头最终会沉下去，但它激起的涟漪会传到很远。也许到对岸，也许更远，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记者做的事，就像这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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