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的傍晚从来不是温柔的。那日风沙初歇，天空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绛紫色，像是被钝器击打后淤血的肚皮。砂砾还在半空中悬浮着，细看时每颗都裹着一层诡谲的磷光——这是盐壳与月光□□生出的异象。叶葆启踩着没过脚踝的浮尘走向营地边缘时，觉得自己正跋涉在某个远古巨兽逐渐冷却的脊背上。
那顶褪成灰白色的帐篷孤悬在车队五十米外，像一颗被遗忘的头颅。帆布在微风中发出老人磨牙般的声响。叶葆启怀中揣着的不是录音笔，而是一个枣木茶盒，里头是真正的明前龙井——这在内海也是稀罕物，此刻却显得荒诞，像捧着玉碗向饿鬼布施。
“吴师傅？”他唤了一声，声音刚出口就被砂海吞掉大半。
帆布帘掀开一角，先探出的是一只手：指节粗大如古藤瘤，掌纹里嵌着洗不净的黑褐色——那是罗布泊的印记，盐碱与铁锈的混合物。接着是半张脸，在暮色中像一块被风化的玄武岩雕塑。
“叶记者。”吴文港的声音粗粝如砂纸摩擦铁皮，“有茶？”
帐篷内的空间比棺材大不了多少。叶葆启躬身钻入时，头顶蹭过一串悬吊的物什——风干的骆驼刺、磨成薄片的动物骨殖、用红绳系着的铜铃铛，相撞时发出空洞的脆响。汽油炉的蓝焰舔着铝壶底，光影在帆布壁上跳起傩戏。
吴文港盘腿坐在毡垫上，身后的地图占据整面帐壁。那不是普通地图，是牛皮纸上用不同颜色的矿粉绘制成的：靛蓝是古河道，朱砂标着干涸的泉眼，炭黑勾勒雅丹的走向，金粉点在可能有遗存的地方——有些金点已经暗淡发黑，像是被无数目光摩挲过。地图边缘用蒙文和汉文混杂标注着小字：“此处有会唱歌的石头”、“七月满月夜勿经此地”、“白骆驼饮水处”。
茶香升起时发生了奇妙的事。那些悬浮的茶雾竟不散去，在狭小空间里凝结成淡青色的云絮，缓缓沉降，覆盖了工具、睡袋、那双沾满盐霜的翻毛靴。吴文港深深吸气，胸腔扩张时发出风箱般的声响。
“第二十八次了。”他忽然开口，眼珠在昏暗中泛着石英的光泽，“进这罗布泊。”
叶葆启的钢笔悬在笔记本上，一滴墨汁坠下，在纸面洇成罗布泊的形状。
吴文港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在若羌的土坯房里，母亲唤他“敖登”，蒙语里的星星。父亲早年被流沙吞没时，只留下一块走时永远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的苏联手表——那是沙暴降临的时刻。
“第一次进罗布泊是给死人带路。”他啜饮滚烫的茶，舌尖不怕烫，已磨出老茧般的感觉，“九三年，三个广东来的采石人，说要找那种能透光的戈壁玉。我说七月不能进，他们不信。”
他的叙述断断续续，像被风撕碎的经幡。
“第四天就出事了。领头的那个姓陈的，晌午时突然说看见一片湖，蓝得晃眼。说着就朝那片幻象跑，怎么喊都不回头。等我们追上去，人已经陷进流沙井——那地方现在地图上我标作‘陈眼’，每年七月十五，井口会冒出寒气，能在三伏天结霜。”
叶葆启记录的手在颤抖。不是恐惧，是某种更原始的战栗，仿佛听见大地深处的脉搏。
“后来呢？”
“后来？”吴文港从工具箱底层摸出一个布包，层层揭开，里头是一截指骨，中指，戴着枚被砂砾磨去花纹的金戒指，“只剩这个。我带回给他老婆，那女人抱着骨头哭了三天，眼泪滴在骨头上，竟长出细细的盐晶。”
他说话时常有长时间的停顿，眼珠转向虚空，像在读取空气中看不见的字迹。叶葆启逐渐意识到，这个男人的记忆不是线性的——每一次穿越都在他生命里凿出一条独立的河道，二十八条河在体内奔涌，时而交汇，时而干涸。
“最险的是第九回。”吴文港往炉里添了块骆驼粪，火焰猛地蹿高，在他脸上投出跳动的阴影，“带的是地质大学的教授队，三辆车，十二个人。在湖心，领头车的变速箱裂了，像被无形的手掰开的核桃。”
那夜的星空他至今能在闭眼时完整复现。“罗布泊的星星不一样，密密麻麻挤在一起，低得像是要砸下来。银河浓得像泼翻的奶，淌过天穹时会有窸窣的声响——真的，不骗你，静到极处时能听见。”
没有电台，没有信号弹。食物计算后只够五天，水更少。“第七天，教授里最年轻的那个女博士开始说胡话，说看见楼兰公主在沙丘上跳舞，要去找她要水。我捆了她手脚，用湿布敷她额头，布很快就烤干了。”
决定徒步求援那夜，吴文港做了件怪事。“我把所有人的名字写在一张锡纸上，埋进盐壳下三尺。这是老辈人教的——把名字留给大地，大地也许会念情。”
他独自出发，背囊里只有半壶水、一把盐、一根用骆驼韧带搓成的绳子。“走夜路，靠星星。但罗布泊的星星会骗人，它们有时突然集体挪位置，像有人在天上重新布棋。我只能看自己的影子——月光下的影子有重量，真实的影子边缘是毛茸茸的，幻影的影子像刀切的。”
六十公里走了两夜一天。途中他遇见一片“活着的雅丹”：风蚀土丘在月光下缓慢移动，像巨人的骨骸在翻身。他在土丘的阴影里歇脚时，听见岩层深处传来敲击声，均匀如心跳。
“是地下河，”他呷了口茶，“早干了几百年了，但那声音还在，像河的魂魄不肯散。”
第三天拂晓，他爬上通讯铁塔时，靴底已经磨穿，袜子上结着血和盐的硬壳。发出的求救信号惊动了整个若羌的救援系统。车队被找到时，十二个人挤在车影里，用尿液浸湿布条敷在口鼻上——是吴文港临走时嘱咐的。
“那女博士后来成了国内顶尖的地质学家，”他眼神飘远，“每年春节都给我寄贺卡，附一张她在各地采的岩石切片。去年寄的是南极的冰芯切片，说在里头看见了和罗布泊盐芯一样的结晶结构。”
第二十三次穿越遇上的黑风暴，在气象记录里被标注为“百年一遇”。吴文港的描述却带着诡异的诗意。
“风来之前，所有的石头都在唱歌。”他用指节叩击地面，“不是风吹的那种哨音，是真的唱歌——低低的，嗡嗡的，像大地在热身嗓子。”
车队八辆车，瞬间被扯散。“能见度是零，不是夸张，是真的一点光都没有。你伸手在眼前晃，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手指搅动的沙流，像伸进浓粥里。”
对讲机里最先传来的是哭泣，然后是咒骂，最后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我知道不能停，一停就会被埋。就开着头车在黑暗里转圈，一遍遍按喇叭——那喇叭声在风里变形了，听起来像牛在哭。”
最诡异的事发生在后半夜。“风里忽然混进了别的声音。起初以为是幻听，后来所有人都听见了——驼铃，很多驼铃，还有人的吆喝声，说的是听不懂的古语。”
他沉默良久，帐篷外风声又起，应和般呜咽着。
“是商队，”他终于说，“丝绸之路上失踪的商队。他们的魂困在沙暴里了，一遇大风就出来，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我后来查过地方志，那片区域在唐时叫‘鬼嚎坳’，确有商队失踪的记载。”
那夜他做了一件后来被传为奇谈的事：打开车灯，调转车头，朝着驼铃声的方向，缓缓行驶。“我在给他们引路。车灯切开黑暗时，余光里能看见影子——不是人的影子，是骆驼和货物的剪影，长长的，在沙幕上流过。”
天亮时风歇，八辆车竟奇迹般聚在一处，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圆。更奇的是，圆心处出现了一口井——早干涸的，但井壁上留着新鲜的水渍，像刚有人打过水。
“从那以后，我左耳就坏了，”吴文港偏过头，露出左耳廓，耳道口结着白色的钙化痂，“总是听见驼铃声，细细的，下雨天更清楚。去医院看，医生说耳膜完好，是神经性耳鸣。可我知道不是。”
他忽然压低声音：“那铃声在告诉我事情。比如哪片雅丹要塌了，哪条路下面有暗河改道了。有回铃声急得像打鼓，我硬拦着车队改道，半小时后，原定的路上起了龙卷风，把一辆废弃的油罐车卷到百米高。”
说到野骆驼时，吴文港从毡垫下抽出一本册子。不是相册，是手绘本，纸页被摩挲得起了毛边。
第一页是铅笔素描：母骆驼跪在盐碱滩上，身下刚娩出的幼崽裹着胎衣，像一尊玉雕。第二页是水彩：夕阳下，七八头骆驼排成纵队穿过龟裂的湖盆，影子拉长得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
翻到中间，他的手停顿了。那一页用炭笔涂得很暗，画面中心是一头倒毙的骆驼，腹部被剖开，象牙色的肋骨刺向天空。旁边站着两个模糊的人影，肩上扛着枪。
“这是零三年冬天，”他的声音变得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在阿其克谷地。偷猎者用改装过的越野车追，把骆驼群逼到绝壁。那头是头驼，最老的，左耳缺个角——我认得它，它小时候踩过我撒的盐。”
他赶到时，血已经渗进砂土，结成紫黑色的冰。“不是为肉，是为那点驼峰里的脂肪——有人收，说是做药引。皮也不要，就扔在那儿，摊开着，像件被脱下的袍子。”
那夜他在尸体旁生了堆火，坐了一宿。“后半夜，活着的骆驼回来了，远远站着，不下跪，也不叫唤。就那么看着，眼睛在黑暗里发绿光。天亮时，它们用前蹄刨坑，把死骆驼埋了——真的，我亲眼看见，它们会埋葬同类。”
自那以后，他的工具箱里多了个夹层：一副红外望远镜，一沓印着森林公安电话的卡片，还有——他迟疑了一下，还是展示了——一把用驼骨打磨的匕首，柄上刻着蒙文的咒文，大意是“让贪婪者的眼睛变成石头”。
“我带科考队做的最大贡献，是摸清了野骆驼的迁徙路线。”他指向地图上一条用银色粉末勾出的虚线，“它们不是乱走，是有记忆的。哪个月走哪条路，在哪里配种，在哪里生崽，代代相传。这路线比人画的还准。”
去年春天，他参与了一次反偷猎行动。埋伏了四天三夜，终于在“月亮湾”截住那伙人。“抓人的时候，有头白骆驼——罕见的白化种，站在远处的沙梁上看着。等警车开走了，它才下来，走到我车前，点了点头。”
他把“点了点头”说得很认真，仿佛那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万物都有灵，”他总结道，往炉子里添了最后一块燃料，“你当它们是牲口，它们就是牲口；你当它们是邻居，它们就是邻居。这罗布泊啊，看着空，其实满着呢，住着你看不见的房客。”
关于彭加木，吴文港带过十一支搜寻队。“有官方的，有民间的，还有他学生自发组织的。最长的一次在里头转了四十七天。”
他的视角很特别：“别人找的是人，我找的是‘路’——彭先生最后可能走的那条路。”
他展开另一张手绘图，是马兰基地以东区域的放大。上面用红箭头标出十二条可能的路径，每条都标注着尝试次数和结果。
“第三条路最邪门，”他的手指点在图纸中央，“每次走到这片盐壳区，指南针就疯转，仪器全失灵。有回我们做了记号，第二天回来看，记号往西挪了三百米——不是风刮的，因为插记号的铁桩也一起挪了。”
他顿了顿：“后来有个搞物理的教授说，可能是地下有强磁矿。但我更信另一种说法：是彭先生的魂魄还在找路，他走迷糊了，把我们的记号当成他的路标，想跟着走回家。”
最接近的一次是在二零零九年。“在库姆塔格沙漠边缘，发现了个帆布包，半埋在沙里。里头有本工作笔记，塑料皮包着的，字迹还能认。不是彭先生的，是个苏联专家的，五八年援建时的。但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用铅笔写着几个字，很小：‘往东有水’。”
那笔迹经过鉴定，与彭加木野外笔记的笔迹相似度极高。“可那苏联人的笔记怎么会落到彭先生手里？又怎么出现在两百公里外？”他摇摇头，“这地方这种事多，不能细想，细想晚上睡不着觉。”
他带过的队伍里，有位彭加木的故交，退休的老教授。走到“沙井”遗址时，老人忽然蹲下，抓起一把沙子捂在脸上，肩膀剧烈抖动。“我们都以为他在哭，过去看，他脸上干的，一滴泪都没有。他说不是难过，是忽然闻见了彭加木的味道——烟丝混着汗味，还有种特殊的墨水味。”
吴文港从那时起有了个习惯：每到一处疑似彭加木经过的地方，就收集一小瓶沙。“不是指望找到什么，是觉得这些沙子里可能留着点什么。二十八瓶了，标着日期和地点，在我若羌的家里摆成一排。有时候月光照进去，瓶里的沙会微微发亮，像里头掺了金粉。”
茶壶见了底。叶葆启本子记满了七页，手指被钢笔硌出深痕。他问出那个盘桓已久的问题：“为什么坚持？二十八次，够写本史诗了。”
吴文港没有立即回答。他起身，掀开帐篷帘子。夜已深，银河真的垂到了沙丘顶端，星光在盐壳上反射，地面如同洒满碎玻璃的黑色绸缎。
“你看这罗布泊，”他声音融进夜色里，“它是个镜子。你带着什么进来，它就照出什么。贪婪的看见黄金，绝望的看见坟墓，好奇的看见秘密。我？我看见的是‘债’。”
他退回帐篷，盘腿坐下，腰背挺直如胡杨树干。
“我父亲死在这里，这算第一笔债。我带进来的人，有些再没出去，这算第二笔。我喝过这里的水——不是真水，是盐泉里渗出的那点湿气，这算第三笔。债欠多了，债主就成了家。你离不开家了。”
他从枕边摸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头是些零碎：褪色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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