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春,香港将归的消息像浸了蜜的风,甜丝丝地贴着内海市的街巷游走。而在《内海都市报》那幢灰扑扑的楼里,办公室的铁皮柜后头,正暗暗发酵着一件新鲜事。
叶葆启守着夜间电话站满三年了。那些从听筒里溢出来的声音,白日里是听不见的——它们总在深夜凝结成形,有时是带锈的水滴声,有时是电线短路的焦糊味,更多时候是粘稠的、化不开的叹息。他渐渐悟出个理:许多事悬在半空,不是没人伸手,而是伸出的手总在半道拐了弯,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舔去了指尖。
“何不请尊泥塑真身,来咱这烟火处坐一坐?”那日例会,叶葆启话音落得轻,却在陈秉烛镜片上撞出细微的涟漪。
会议室静得能听见墙上剥落的石灰屑坠地的声音。解平生喉结滚了滚,像咽下一枚带刺的果子。
陈秉烛的钢笔在纸上洇开一个墨点:“请神容易送神难。来了若只是泥胎镀金身,香火缭绕间演一场木偶戏,倒不如不请。”
“试试便知。”叶葆启的声音像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先请管水脉的龙王爷。夏日将临,高处的屋檐底下,多少水缸正张着干裂的嘴。”
这主意像颗奇异的种子,在请示与斟酌的土壤里发了芽。最终定下名目,唤作“听潮阁”——取的是听民间潮声之意,比那直愣愣的三个字要婉转些。
首请的果然是自来水公司。副经理王祎接到帖子时,正在办公室里侍弄一盆蔫了的文竹。听罢来意,他指尖的水珠悬在半空,许久才落进土里。“媒体设坛……”他喃喃道,仿佛看见自己成了戏台上的丑角。
四月第一个星期二,午后日头斜斜切进会议室。红布横幅悬在墙上,墨字吃得有些饱,微微晕开。长桌这边,王祎坐得笔直,仿佛脊梁骨里插了根看不见的秤杆。两位科长一左一右,像庙里侍奉香火的童子。对面,叶葆启和解平生隐在笔记本垒起的矮墙后,只露出半张脸。
两点整,三部黑色电话静静趴着,像三只蜷缩的甲虫。
起初的寂静是粘稠的。王祎端起茶杯,瓷盖轻磕杯沿的声音脆得吓人。就在这时,最左边那只甲虫突然活了过来,震颤着发出尖锐的嘶鸣。
“是管水的衙门吗?”听筒里的声音带着毛边,像砂纸打磨铁器,“桃花园南里,三楼往上,水龙头张了半个月的哑巴嘴!你们莫非是要老百姓用眼珠子解渴?”
王祎的手一抖,茶水泼湿了袖口。他慌忙凑近听筒,那姿势像在倾听一个易碎的梦。旁边的科长翻开册子,纸页哗啦作响如受惊的鸟群。“老旧管网,末端乏力……”声音低得像蚊蚋。
“莫念经!”那头的老汉吼声震得听筒发颤,“只问何时见真佛?”
汗珠从王祎额角钻出来,沿着太阳穴画出一道亮晶晶的线。他瞥见叶葆启的笔尖正在纸上游走,沙沙声如春蚕食叶。“老伯,明日……最迟明日日落前,必有人登门叩诊。”
“当真?白纸黑字可记着呢!”
“当真。”二字吐出,重若秤砣。
电话刚挂,中间那只甲虫又嘶鸣起来。两个小时里,铃声此起彼伏,织成一张密密的网。有妇人哭诉水管裂了三个月,清水白白流进地缝,像淌走的命数;有年轻人质问抄表员的眼神为何冷过腊月冰凌;还有学究模样的声音,拐弯抹角探听水价涨跌的天机。
王祎渐渐变了模样。起初的拘谨像件不合身的外套,被一波接一波的声浪冲刷得松了扣子。他开始前倾身体,肘部压在桌面印出两个深色的圆斑,问话时手指不自觉地在空中划着圈。某次,当他当场允诺更换某片锈蚀的阀门时,听筒里先是一段空白,接着传来压抑的抽噎——那声音很轻,却像根细针,刺穿了会议室里凝滞的空气。
四点,铃声歇了。王祎瘫进椅背,长长吐出一口气,那气息里混着铁锈味和说不清的疲惫。“叶记者,”他苦笑,眼角堆起细密的纹路,“这听潮阁的潮声,轰得人耳蜗里直响钟磬。”
叶葆启推过一杯温茶。茶水澄澈,映着天花板上摇晃的日光灯管。“潮声本就在那儿,不过平日隔着层层宫墙罢了。”
次日见报的文章,题为《听潮阁初记:水司闻潮》。叶葆启写得克制,字里行间却藏着暗流。他写王祎袖口的茶渍如何由深变浅,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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