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贾”。那个字在甲骨文里画的是一个货架，上面放着货物。那些摆东西卖的人，后来被叫作“商人”。他们说我是一个商人。
我没有名字。大邑商的人，只有王和贵族才有名字。将军有名字，贞人有名字。我是平民。平民没有名字。他们叫我“贾”，或者“商贾”。甲骨文里那个字，画的是一个货架上摆着东西，下面有个人在守着。那就是我。守着我的货，等着人来换。
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我死了之后，他们把我埋在殷墟西区的平民墓里。考古学家后来挖出了我的骨头，在我身边发现了海贝——不多，十几枚，穿在一起。他们说——这是一个商代商人，贝是他的货币。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他们只知道我手里有贝，有货，有一双走了很远路的脚。
我是商族人。我们商族人天生就会做生意。《尚书·酒诰》里说我们“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牵着牛车到远方去做买卖。从我们的祖先契开始，到相土“作乘马”，再到王亥“作服牛”。商朝的第七代先公王亥驯养牛马，发明了牛车，把货物拉到远方去交易。四周的部落看见拉着货来的商族人，就喊“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后来不管谁做买卖，都叫“商人”了。我是商族人。我天生就该在路上。
我家里有几头牛，一辆车。车是木头做的，两个轮子，车厢不大，刚好装得下我的货。每次出门之前，我把货物装上车——麻布、陶器、骨器、盐。有时候也带铜器，但那东西太贵，怕路上被抢。麻布是我妻子织的，陶器是村里烧的，骨器是我自己磨的。我把它们码好，用草绳捆紧，然后套上牛。
牛走得不快，但它稳。一天能走二三十里，走十天半个月就能到另一个方国。
我的妻子在我出门之前，会往我怀里塞一块干粮。黍面做的，掺了盐，用火烤过，硬邦邦的，能放很久。她把干粮塞进我怀里的时候不说话，只是拍了拍。我摸了摸她的手，转身走了。她不看我。我回头看的时候，她已经进屋了。那扇门关着，没有声音。
我从大邑商出发，向南走。过了黄河，再走几天，到了另一个方国。那里的部落不种粟，不养蚕，但他们有我要的东西——海贝。那些贝壳从很远的海边运来，被当作宝贝。他们用海贝换我的麻布和陶器。一匹麻布换五枚贝。一件陶鬲换三枚。我算得很清楚。
《史记》说“虞夏之币……或龟贝”。在我们商朝，贝就是钱。甲骨文里那些跟钱有关的字——买、卖、贷、责、赊、贮——都有一个“贝”字旁。贝就是我们的钱。贝以“朋”计，十贝为一朋。殷墟妇好墓里出土了六千八百多枚海贝。那是贵族的东西。我们平民手里也有贝，但不多。我攒了十几年，攒了二十多朋。那些贝串在绳子上，沉甸甸的，挂在腰间。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响。
我在外面跑了很多年。去过东边的夷人部落，用盐换他们的兽皮。去过北边的方国，用陶器换他们的牛羊。最远的一次，我走了将近一个月，到了南方的一个部落。那里的玉很好，白色的，透着光。我用几十匹麻布换了一块玉。那块玉不大，握在手心里温温的，像一小块凝固的月光。我把它带回了家，送给我妻子。她没有说话，只是把玉握在手心里，握了很久。后来她死了，那块玉放在她枕边，跟着她一起埋了。
路上有危险。我遇到过劫道的。一伙人从树林里冲出来，手里拿着石刀。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等他们冲到我面前时，我下意识地抓起车辕上的鞭子。鞭子是牛筋拧的，甩起来“啪”的一声响，打在一个人脸上，他捂着脸退了两步。另一个人冲上来要抓我的牛。我挡在牛前面，弓着腰，手心全是汗。那伙人可能觉得为了几匹麻布不值得拼命，骂骂咧咧地走了。我蹲在原地喘了好一阵，牛回头看了看我，眼睛里映着我的影子。
我还遇到过河水暴涨。那次我赶着车过一条小河，走到河中间的时候，水突然涨上来了，淹到我的膝盖，淹到车轮。我的麻布全湿了。我拉着牛，用力往对岸拖。牛也在用力，四只蹄子蹬在河底的沙石上。我们终于爬上了对岸。我坐在河岸上，把湿透的麻布一件一件摊开晒。阳光照在上面，水汽一缕一缕地升起来。
有时候夜里赶不到有人烟的地方，我就把车停在路边，靠着车轮睡。牛卧在我旁边，反刍，嚼着干草，发出细碎的声音。风从旷野上吹过来，带着草和泥土的气味。我躺在那里看星星，想着家里那盏油灯。灯油是动物油炼的，烧起来有股淡淡的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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