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她。那个字在甲骨文里写成一个女人拿着一把笤帚。他们说那是扫地的意思。可我不扫地。我种地。
我没有名字。大邑商的人，只有贵族才有名字。王有名字，贵族有名字，将军有名字。我是平民。平民没有名字。他们叫我“女”，或者“妇”。甲骨文里那个字，画的是一个女人跪着，上身挺直，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那不是我。我从不那样坐。我蹲在田埂上，弯腰割粟，跪在地上拔草，坐在门槛上搓麻线。
我活着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我死了之后，他们把我埋进一个小坑里，放了两个陶罐和一个陶鬲。三千多年后，有人挖出了我的骨头，说——这是一个商代平民女性。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他们只知道我是女的，平民，死于三十岁左右。
我住在大邑商西边的一个村子里。殷墟西区，后来的人这么叫它。村子很小，十来间半地穴式的屋子，错落着排开。我家住一间，十步见方，半截在地下，半截在地上。冬天冷，夏天潮，灶台在屋角，用三块石头垒的，烧了几十年，石头都黑了。
我的床在墙角，铺着干草和兽皮。很窄，只够一个人翻身。后来他来了，两个人挤在一起，翻身的时候会碰到对方。但我们都不在意。那时候我们年轻，挤在一起反而暖和。
我是种地的。大邑商的人都要种地。王和贵族也种地，但他们不用自己下地。我下地。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煮一锅粟米粥，稠的时候能管半天，稀的时候清汤寡水，喝完了跟没喝一样。然后扛着石铲出门，走到村外的田里去。
我们种粟、种黍，也种稻、小麦和大麦。粟是我们吃得最多的，煮成粥，顶饿。大豆也是好东西，煮烂了拌在粥里，能扛一整天。我还种过桑树，养过蚕。商代的桑蚕业很发达，仅以“糸”为偏旁的甲骨文就有一百多个。可那跟我们没关系。那些丝绸是贵族穿的，穿在纣王宫里“妇人衣绫纨者三百余人”的身上。我穿的是麻。我自己种的麻，自己纺的线，自己织的布。麻布粗硬，贴身穿久了磨得皮肤发红，尤其是肩膀和腰窝那一块。可麻布耐穿。一件麻衣能穿好几年，破了补，补了破，最后碎成布条了，还能用来扎口袋。
考古学家说殷墟平民女性不纺织。他们说得不对。我纺。我织。我每天晚上坐在门槛上搓麻线，搓到手指发红。那根纺轮是石头磨的，粗糙，没有花纹。我不是贵族，我没有玉纺轮。我只有石头磨的那一个，用了半辈子，磨得发亮。
我也采集。春天去河边采野菜，夏天去林子里摘野果，秋天去山上捡橡子。那些东西不值钱，可它们能填饱肚子。旱年的时候，地里的粟苗枯死了，我们就靠野菜和野果活下来。
我还养蚕。桑树长在村口，几棵老树，枝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春天桑叶长出来的时候，嫩绿嫩绿的，薄得透光。我把蚕卵放在桑叶上，它们孵化出来，小小的，灰白色，趴在叶子上啃。我每天去摘新鲜的桑叶喂它们。它们吃得很快，夜里能听见“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像雨落在干土上。后来它们吐丝，结茧，把自己裹进去。我把茧摘下来，煮了，抽丝。丝线很细，很韧，在光里反着微光。我把丝线攒起来，织成一小块帛。那块帛不大，只够做一条腰带。我系在腰上，走路的时候觉得轻。
商代“男耕女织”的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可种地不只是男人的事。旱年的时候，地里的粟苗快枯死了，我和他一起从河里挑水浇地。一桶一桶地挑，肩膀磨出血印子，第二天结痂，第三天又磨破。收粟的时候，我也割。他割一行，我割一行，镰刀在日头底下闪着光，粟穗一把一把地倒下去，堆在田埂上，金黄黄的，像铺了一层碎金子。
他死得早。一场瘟疫，村里死了好几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凉。他说——“地里的粟该收了。”我说——“我来收。”他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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