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水是记忆的触须，缠缠绕绕地爬满了1999年的秋天。叶葆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雨滴敲打窗玻璃的声音，那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海底传来。已经是2002年了，距离那篇关于螺壳镇小学的报道获奖，整整过去了三年零四个月。时间这东西，你说它像流水，它偏像胶，黏糊糊地裹着人往前挪。
办公室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旧报纸和速溶咖啡混合的气味。叶葆启面前的桌上摊开着读者来信，那些字迹有的娟秀如春蚕吐丝，有的狂放似暴雨摧枝。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听潮阁”栏目成了内海市民皆知的名字，他自己也从一个风风火火的青年记者，变成了同事们口中“老叶”的存在。他不太喜欢这个“老”字，才四十二岁，腿脚还灵便，还能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城区去采访。
窗外的雨下得绵密，把天地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下午三点钟的光景，天色暗得像傍晚。叶葆启正要起身去续杯茶水，门被敲响了。
不是那种干脆的敲，而是犹豫的、试探的，指甲轻轻刮过木门的声音，像秋虫在死亡前的最后鸣叫。
“请进。”
门开了条缝，先探进来的是一只枯瘦的手，手指关节粗大，皮肤上布满深褐色的斑点。然后是一头白发，稀疏得能看见头皮上青色的血管。最后才是整个人——一个老妇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黑色裤子在脚踝处磨出了毛边。她背有些佝偻，站在门口时，雨水正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在地上洇开一小圈深色。
“请问……叶葆启叶记者在吗？”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泥土般的外地口音，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
叶葆启连忙起身：“我就是。老人家，您快请进，外面雨大。”
他走过去搀扶，触到老人手臂时吃了一惊——那手臂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隔着薄薄的布料，能感觉到皮肤下脉搏的跳动，微弱而急促，像被困住的鸟。
老人被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双手拘谨地放在膝盖上。叶葆启倒了杯热水递过去，她接过来，没有喝，只是用双手捧着，取暖似的。热气升腾起来，在她脸前形成一小片雾，透过那片雾，她的面容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她抬起头，开始仔细端详叶葆启。那眼神很复杂，像是要把他的模样刻进记忆里，又像是透过他在看别的什么。她的眼白已经泛黄，瞳孔是混浊的褐色，边缘有些发蓝，像久旱土地上的裂缝。
“叶记者……”她开口，声音比刚才更轻了，“我姓吴，是从河北唐县来的。”
叶葆启点点头，等着下文。河北唐县离内海两百多公里，是个以产枣闻名的地方，那种大枣据说叫“木兰红”。他记忆中似乎没有来自那里的采访对象。
老人捧着杯子的手开始微微颤抖，热水溅出来几滴，落在她手背上，她好像没有察觉。“我女儿……叫吴莹莹。您……您还记得吗？”
吴莹莹。叶葆启在记忆里搜索这个名字。有些熟悉，像河底的石子，明明触到了，却看不清形状。他皱起眉头，努力打捞。
见他想不起来，老人低下头，声音几乎要埋进胸口：“就是……就是螺壳镇小学……那个……被处分的王老师……她是我女儿……我后来改嫁，她随了继父的姓，叫王莹莹……”
轰的一声。
不是真的声音，是记忆炸开的声音。叶葆启感到一阵眩晕，下意识扶住了桌沿。螺壳镇小学！王老师！那个因为用针扎学生手心、罚学生跪碎玻璃而被报道的女教师！那个在报道刊登后拒不认错、在全校大会上高声辩驳的女人！那个最终被调离教师岗位、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反面典型”！
而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竟是她的母亲。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黏稠而怪异。叶葆启仿佛看见三年前的自己，那个满怀正义感的年轻记者，在螺壳镇小学的教室里，听着家长们声泪俱下的控诉。他记得那些孩子手上的针眼，像红色的星座分布在他们稚嫩的手心。他记得王老师当时的样子——四十岁上下，剪着齐耳的短发，脸色苍白，嘴唇紧抿成一条线，眼神里有种近乎偏执的倔强。
“我没有错！严师出高徒！现在不管，将来就是社会的祸害！”她当时是这么说的，声音尖利得像碎玻璃。
而现在，她的母亲坐在他面前，捧着那杯快要凉掉的水，像捧着一捧即将熄灭的灰烬。
无数念头在叶葆启脑中翻滚、碰撞。她是来报仇的？来控诉一篇报道毁了她女儿的一生？还是来讨要说法的？他的手心开始冒汗，三年前的理直气壮此刻忽然变得有些摇晃。
老人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她急急地摆手，动作太猛，杯子里的水又溅出来一些。“叶记者，您别误会！我……我不是来找麻烦的！”她的眼圈红了，那红色在泛黄的眼白衬托下显得格外触目，“我女儿……她做得不对，该罚！这个道理我懂！我活了七十三年，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我今天是……是来求您帮忙的！”
帮忙？叶葆启愣住了。这个转折太突然，像是走在平地上突然踩进一个坑。他示意老人慢慢说，自己在她对面坐下，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和笔——这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用纸笔作为面对复杂世界的盾牌。
老人开始讲述，声音断断续续，像老旧的纺车纺出的线，不时就会断掉。她讲得很慢，时常需要停下来喘气，或者努力回忆某个细节。叶葆启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记录，偶尔抬头看看她。窗外的雨还在下，滴滴答答，像是在为这个故事打着节拍。
原来，吴莹莹被调离螺壳镇小学后，去了郊区一所更偏远的小学。那地方叫“羊尾巴沟”，名字粗俗得让人难过。学校只有六个班，校舍是五十年代建的土坯房，下雨天教室里会漏水。没有教师宿舍，她在村里租了一间民房，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
“她心里憋着气啊。”老人抹了把眼泪，“从小就要强，读书时永远是第一名。当老师也是，带的班成绩总是最好。那件事之后，她更拼命了，像是要证明什么，证明自己是个好老师……”
吴莹莹在羊尾巴沟小学一待就是三年。她带的毕业班，数学成绩破天荒拿了全区第三——对那样一所学校来说，这简直是奇迹。她开始获得一些荣誉，区里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市里的“师德标兵”提名。但没人知道，这些荣誉背后是什么。
“她每天五点起床，备课到深夜。饭也吃不好，经常就是馒头就咸菜。去年春天，她说胸口疼，自己买了点止疼药吃。后来洗澡时摸到个硬块，才去医院……”老人的声音开始发抖，“乳腺癌，中期。”
这个词从老人口中说出来时，带着一种钝重的、实心的质地，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
手术切除了左侧□□，接着是化疗。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她干脆剃了光头。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其实也没什么积蓄，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一个货车司机的收入（她的丈夫），要养老人，要供孩子上学。亲戚朋友借遍了，欠了一屁股债。
“最近复查，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要换一种药，叫什么……靶向药。一瓶就要八千多，一个月得四瓶。医保报不了，一分钱都报不了。”老人终于哭出声来，那哭声压抑了很久，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嘶哑得像破风箱，“她性子倔，不肯求人，更不肯……不肯来找您。她说没脸见您，没脸见任何人。是我瞒着她，偷偷打听，找到这儿来的。叶记者，我知道我女儿当年对不起那些孩子，对不起家长，也……也冒犯过您。可她现在已经这样了……她才四十岁啊……求求您，能不能……能不能在报纸上呼吁一下，或者，帮我们问问，有没有什么救助政策……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啊……”
老人说着，突然从椅子上滑下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声音很闷，像是膝盖直接撞在了水泥地上。叶葆启吓了一大跳，赶紧去扶她。老人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个孩子，在他手里颤抖着。
“您快起来！快起来！”叶葆启用力把她扶回椅子上。老人的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她用手背胡乱抹着，那双手上纵横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污渍——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叶葆启的心乱了。他重新坐回座位，看着笔记本上刚记下的几行字，那些字迹因为手的颤抖而歪歪扭扭。他点上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缓缓升起，像一道帘幕。
三年前，他写那篇报道时，一切多么清晰。是非黑白，对错分明。王老师是错的，学生和家长是对的，他的笔就是正义之剑，要斩断教育中的毒瘤。他记得写完稿子那晚，他激动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为弱者发声，向不公开炮。
可现在，这个“毒瘤”的母亲跪在他面前，哭着说她的女儿快要死了。
时间展现了它最残酷的一面：它从不简单地惩罚或奖赏，而是把所有人扔进一个巨大的漩涡，让施害者和受害者、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最终都在同一个激流中挣扎。
“吴阿姨，”叶葆启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您先别急。这个事情，我记下了。”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那个动作很用力，像是要摁灭什么别的东西。“您女儿当年的事，一码归一码。她做错了，受到了处理。但现在她生病有困难，这是另一码事。人道主义关怀，是社会应有的温度。我会尽力帮您问问。”
他没有说“我一定帮你解决”，记者当久了，知道承诺不能轻易给。但他承诺会通过报社的渠道，联系内海市总工会、教育工会、妇联、民政局，咨询针对重病教师的帮扶政策；也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慈善救助项目可以申请。
老人听着，眼泪又流下来，但这次是无声的。她不断点头，每点一次头，花白的头发就颤动一下，像是秋风中的芦苇。
叶葆启详细询问了情况：在哪家医院，主治医生是谁，确诊时间，已经做了哪些治疗，那种靶向药的具体名称，每个月到底需要多少钱。他问得很细，这是记者的本能——用细节构筑真实。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各种单据：病历、处方、缴费单、欠条。那些纸都已经软了，边角磨得起毛，上面的字迹有些被泪水洇开，像长出了蓝色的霉斑。
叶葆启一页页翻看，心情越来越沉重。最下面是一张照片，是吴莹莹生病前拍的。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可能是教师节活动。她笑着，但笑容很僵硬，嘴角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眼睛直视镜头，里面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而是一种紧绷的、随时准备战斗的状态。
“这是她最好看的照片了。”老人轻声说，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叶葆启把照片和单据都还给她，又给她续了杯热水。“吴阿姨，您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我这边有消息就告诉您。”
老人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支圆珠笔和一小片纸，那是从什么包装盒上撕下来的，背面还印着“钙奶饼干”的字样。她用颤抖的手写下地址和邻居家的电话号码——她自己家没有电话。
“叶记者，真的……真的谢谢您。”她站起来，又要鞠躬，被叶葆启拦住了。
他送她到门口。走廊里昏暗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那影子贴在地上，薄薄的一片，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看着她蹒跚下楼的背影，叶葆启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如果有一天，自己躺在病床上无力支付药费，母亲会不会也这样，放下所有尊严，去求一个曾经伤害过自己孩子的人？
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颤。
回到办公室，他坐在桌前，很久没有动。雨还在下，天色更暗了。桌上的读者来信静静地躺着，那些字迹突然变得陌生，像是某种他不认识的古老文字。他想起三年前采访过的一个家长，那个愤怒的母亲举着儿子的手，对着镜头哭喊：“她不是老师！她是魔鬼！”
当时他觉得这话虽然偏激，但可以理解。可现在，那个“魔鬼”正躺在病床上，因为付不起药费而等待死亡。
叶葆启甩甩头，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他拿起电话，开始一个个拨打。先打给报社工会主席老陈，说明情况，请他帮忙联系内海市教育工会。老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葆启，你这是……以德报怨啊。”
“谈不上，”叶葆启说，“就是看见有人需要帮助。”
“行，我帮你问问。不过你别抱太大希望，这种事太多了。”
接着是市妇联、民政局、卫生局。每打一个电话，他都要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说到“螺壳镇小学”时，对方通常会“哦”一声，那声音里包含着太多东西：惊讶、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评判。
“就是那个体罚学生的老师？”民政局的一个科长问。
“是她。但现在是病人。”叶葆启强调。
“明白了。我查查政策，有消息通知你。”
挂掉最后一个电话，已经是下班时间。办公室里的同事都走了，只剩他一个人。窗外的雨小了些，变成蒙蒙的雾，笼罩着整个城市。远处高楼上的霓虹灯开始亮起来，红的绿的，在雨雾中晕开，像伤口渗出的血。
叶葆启没有马上回家。他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螺壳镇小学的那个下午。
那是1999年初秋，和现在一样的季节。他第一次走进那所小学时，被它的破旧震惊了。教室的窗户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吹过时哗啦作响。操场是泥土地，下雨后就成了泥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王老师——当时的吴莹莹——创造了一个奇迹：她带的毕业班，数学平均分连续三年全区第一。
采访开始时，他是带着敬意的。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能教出这样的成绩，老师一定付出了很多。他甚至在笔记本上写下：“寒门师者，可敬可佩。”
但随后的家长座谈会改变了这一切。
十几个家长挤在一间小教室里，情绪激动。
家长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愤怒、委屈、无奈。叶葆启记录的手在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混杂着震惊和愤怒的情绪。
他也采访了王老师本人。在教师办公室，她坐在他对面，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桌上，手指交叉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我承认我体罚学生。”她开门见山，没有一点回避，“但叶记者，您了解这里的情况吗？这些孩子，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爷爷奶奶管不了。不写作业、上课睡觉、打架斗殴是常事。我如果不管，他们小学毕业就去混社会了。”
“但体罚是违反规定的……”
“规定？”她打断他，嘴角露出一丝讥讽的笑，“规定能让他们考上初中吗？规定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吗？我知道外面怎么说我，说我是‘变态’，是‘恶魔’。但您看看我教过的学生，有多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如果没有我，他们现在可能在工地上搬砖，在餐馆里端盘子！”
她的眼睛很亮，有种病态的光。“我是为他们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
采访结束时，叶葆启心情复杂。他理解她的出发点，但不能认同她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那些孩子恐惧的眼神是装不出来的。
报道登出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局迅速介入，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公布那天，叶葆启又去了螺壳镇小学。王老师正在收拾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像是要和每个物件告别。
看见他，她停下来，直直地看着他。“叶记者，您满意了吗？”
他没说话。
“您毁了一个老师，但您救不了那些孩子。”她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接替我的老师下个月才来，这个月他们没数学课上。这就是您想要的正义？”
她抱着纸箱离开时，背影在秋日的阳光下拖得很长。有学生躲在教室窗户后面偷看，但没有人出来送她。
叶葆启站在原地，忽然有些恍惚。他做的到底是对是错？
三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而现在，这个问题以更残酷的方式回到他面前。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吓了他一跳。是素琴打来的，问他怎么还没回家。
“遇到点事，马上回。”他说。
挂掉电话，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城市的灯火在雨夜中明明灭灭，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庭，一个故事，一段人生。记者这个职业很奇怪，总是闯入别人的故事，留下一些痕迹，然后离开。但那些故事并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结束，它们会继续生长，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与你相遇。
他把老人的地址和病情摘要抄了一份，放进公文包。关灯，锁门，下楼。
雨已经停了，但空气湿漉漉的，吸进肺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自行车棚里，他那辆老凤凰静静立着，车座上积了一小摊水。他用袖子擦干，骑上去。车轮轧过湿漉漉的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无数细小的叹息。
接下来的几天，叶葆启像个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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