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时初刻，沈府后宅还在睡。
天光未亮透，甬道上的青砖蒙着一层薄薄的、磨砂似的灰。昨夜下过雨，不知什么时候下的，大约是后半夜，檐角还在淅淅沥沥地滴水。空气里有一股土腥气和着花的甜腻，混在一起，闻着让人不大舒服。
我已经醒了，并且站在祠堂外面的甬道上。
不是谁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卯时初刻，挽翠还没起身，我穿好衣裳，梳好头，推开门，像往常一样端庄地迈过门槛。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连巡夜的婆子都不在。
祠堂外面的甬道铺的是大块的青石板，年深日久，石缝里长出些青苔，踩上去微微发软。甬道尽头是一道月洞门，门外面连着前院。甬道两边是两道高墙，把祠堂夹在中间，常年见不着多少日头，墙角生着些喜阴的羊齿蕨，叶子湿漉漉地耷拉着。
我来这里做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只转了一圈，就被一阵风带跑了。风从甬道那头灌进来，贴着地面呼呼地刮过，把地上的落叶和花瓣卷得飞起来。杏花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海棠，粉白的花瓣被雨打湿了黏在石板上，像是什么人洒了一地碎纸。
我看着那些花瓣，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蹲下身，用手指拈起一片花瓣。
花瓣湿，软，边缘已经被雨水泡得有些透明。我把它放在掌心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发现是哪里不对劲。
这片花瓣下面，有字。
不是用笔写的字。是用指甲划在石板上的。划得很用力，指甲的白色碎屑嵌在石纹缝里，断断续续地连成几个潦草的笔画。我低头辨认了许久，才勉强认出来。
“出不去。”
我的心跳很稳。一下，一下，一下。
我看着这三个字，把它看进眼里，然后站起来，用鞋底在石板上蹭了蹭。花瓣碎了，指甲划出的痕迹还在，只是被濡湿的花瓣碎末糊住了，不凑近了看不分明。
我用鞋底又蹭了几下，蹭到那几个字彻底隐没在花瓣的残骸底下，才抬起头。
甬道那头，月洞门的阴影里，仰面躺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子。脸朝上，四肢摊开，躺的姿势说不上来——不像是睡着了倒下的，倒像是从很高的地方跌落到这里，落地的姿势还没来得及调整便被定格了。她穿着一件有些眼熟的衫裙，料子是极普通的青布，像是针线房里统一裁的。
她的脸是白净的鹅蛋脸。眼睛睁着，嘴也张着，脸上的表情不是恐惧，不是痛苦，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更接近于困惑的茫然。
像是一个人在解一道很难的题，算到最后一笔，忽然发现答案等于零，怎么也对不上。
我走过去，在她身旁蹲下。
昨夜的雨在她眼角积了一小汪水。我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又摸了摸她的颈侧。凉的。死了有一个多时辰了。
我低头看她。她睁着的眼睛里倒映着天上将明未明的云，灰蒙蒙的，像两颗没有温度的石子。
三个人中的一个。前天进府，鹅蛋脸的是“沈怀瑜”，圆脸和瓜子脸去了针线房。她是那个瓜子脸的。
怎么死在这里？
我思索了一会儿，然后意识到我并不是在思索她怎么死的。我是在思索另一件事——方才我蹲下身看那几个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先看见她？
她就躺在月洞门旁边。从我这个方向看过去，只要抬起头，应该一眼就能看到。可我没有看到。不是她藏起来了，也不是光线太暗。是她躺在那里，而我经过她的身边，像经过一块石头、一盆花或者一面墙——眼睛看见了她，脑子却没有把她当做一个人来处理。
这个认知让我微微打了一个寒噤。不冷。只是一个很轻的、从身体内部泛上来的细微震颤，像是有什么东西轻轻拨了一下我的骨髓。
不是害怕。是熟悉。太熟悉了。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这种把人当做物的漠然，好像是我的日常，是我在这座府邸里做了无数次的事。
可我为什么想不起来？
我正想着，甬道尽头传来脚步声。很轻，很稳，一步不多一步不少，是那种被规矩驯化到骨子里的走法。不用抬头我便知道是谁。
吴嬷嬷。
她是来祠堂上早香的。每日卯时二刻，风雨无阻。这是她的规矩，也是她的体面。
“大姑娘？”她看见我蹲在墙根下，脚步顿了顿，脸上划过一丝意外，“这么早，怎么在这儿？”
我站起来，裙摆带翻了地上几片花瓣。“昨儿晚上陪老太太说话，落了支耳坠子，找了一路，”我朝地上那具尸体看了一眼，声气平淡得像在说今早吃了什么，“结果找着了这个。”
吴嬷嬷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我看见她的脸——先是愣住，然后皱起眉头，然后舒展，又皱起来，像是在几套表情之间来回切换，最后定格在一种介于烦心和无奈之间的神情。那神情不是说“有人死了”，而是“怎么又来了”。
“不是咱们府上的，”她弯下腰端详了一眼，手指都没沾那人一下，只拿眼睛从脸看到衣裳，从衣裳看到脚，便下了定论，“针线房新来的，昨儿晚上遣去给二姑娘送衣裳，大约是走岔了路，在这儿犯了什么病。”
“什么病？”
“约莫是老毛病。”吴嬷嬷直起身，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回答得很干脆，“新来的下人身上有什么毛病，牙婆哪里肯说。这倒好，头一个活没干完，人倒折了。回头还得叫外头的人来收殓，又是一桩麻烦事。”
她的话滴水不漏，像是已经在肚子里打好了草稿。
我没有反驳。不是不敢。是没有必要。
“嬷嬷说的是，”我把落在肩头的海棠花瓣拈下来，放在掌心看了看，又随手丢在地上，“那就有劳嬷嬷了。”
“姑娘说哪里话，这是老奴分内的事。”
吴嬷嬷堆着一脸的皱纹笑起来。她弯腰的时候，我看见她后颈上有几颗暗红色的斑点，像是火罐印子，又像是别的什么。我没细看。
她走了，脚步仍是一步不多一步不少，好像甬道里没有躺着任何不该躺着的东西。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蹲下身去。这一次不看她的脸，看她的手。她的右手攥着，很紧，指节都发白了，人已经死了，那指节还挺着不松。我用帕子垫着，将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
掌心里，是一个用红线编的平安结。很旧的，有些褪色。结子打得很密，手指头大的一个，下面垂着两条穗子，都用红绳扎着。绳子的颜色已经暗沉了，沾了汗渍和泥土，露出脏兮兮的黄。
我把平安结托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收进了自己的袖中。
站起身来时，天已经亮了。
是那种不容分说的亮，青灰的天光忽然就薄了，散了，太阳从东边墙头上跳出来，把整条甬道照得明晃晃的。祠堂门前的石狮子在日光下露出了全貌，是普通的看门石狮，左雄右雌，雄狮脚踏绣球，雌狮抚弄幼狮。那幼狮蜷在母狮的爪下，张着嘴，像是在啃咬母狮的爪子，又像是被母狮按住了喉咙。
阳光照在石狮的眼睛上，原本黑洞洞的眼眶里忽然有了一点光，亮晶晶的，像是活的。
我移开视线。
我不是来处理尸体的。我来这里是有别的缘故。方才跟吴嬷嬷说的那套话，只是顺口编的。我并没有什么耳坠子在祠堂附近丢失，老太太昨晚也没有留我说话到那么晚。
我来这里，明明是因为——
忽然停住了。
甬道那头，靠近祠堂正门的地方，有一小摊积水。雨后的积水，窄窄的，也就一个海碗大小。水面平静，倒映着天上那一方规矩的蓝。水底下沉着一样东西。是个很小的金属物件，正在幽幽地泛着光。
我走过去，蹲下。
是支耳坠子。
不是金子打的，也不是银，是铜。很细的铜丝绞成麻花样，下面坠着一颗假珠子，珠子表面有一层廉价的珠光漆，被水泡得起了皮，露出里头灰白的底子。这坠子很新，铜丝上没有铜绿，最多戴过几天。
吴嬷嬷来上早香，是在我刚才走过来的方向。她却没有看见尸体——或者说她假装没有看见。她也没有看见地上那个平安结，没有看见这片海棠花瓣下面的三个字。她只看见自己想要看见的东西，像一把筛子，把那些筛孔以外的都挡了回去。
我把铜耳坠子从水里捞出来，拿帕子擦干了，也收进袖中。
两样东西碰在一起，都很轻，没什么分量。
回到院子里时，挽翠恰好端着铜盆从廊下转过来。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姑娘起这么早？”然后看见我的裙摆。杏子黄的底子上沾了些濡湿的花瓣碎屑，还有几处颜色发暗，是水渍。
我还没开口，她已经把铜盆放下了。
“姑娘这是去了哪儿？”
“祠堂外头走了走。”
挽翠的嘴张了张，像是有什么话要冲口而出。但她咬了咬嘴唇，把它咽回去了。她弯下腰，用帕子沾了水，一点一点地替我擦裙摆上的泥。
太阳升高了，日头从窗棂里照进来，照在我昨日的绣架上。那是“百子千孙”，石榴籽已经绣到第七颗，金线在光下亮闪闪的，很好看。那些石榴籽密密地挤在一起，每一颗都很饱满，每一颗都用金线锁了边。
我在绣架前坐下来，穿针引线。
绣到第九颗石榴籽的时候，挽翠忽然开口了。
“姑娘。”她的声音有些闷，眼睛仍看着我那沾了花瓣的裙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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