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后还是没有去厝明。

席悯春把那张名片收起来,放在抽屉最里面。然后继续过她的日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也希望什么都不会再发生。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席鸿秋越来越沉默。他不再和席悯春说学校里的事,不再和她说同学的事,不再和她说任何事。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一整天。

席悯春有时候站在他门口,想敲门,但每次举起手,又放下了。

她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是应该安慰他,还是应该问他那个“祂”的事,还是应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叫他出来吃饭。

她什么都没做。

因为她在怕。不是怕席鸿秋,是怕自己。怕自己一开口,那些藏了十几年的恨就会漏出来。怕自己看着他的时候,眼底会露出不该有的东西。

她知道他看出来了。那天晚上他说“你也不是真心爱我”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早就知道的事。

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

就像那天她安慰他时,同样也知道他在背后的那个笑。

第二年春天,席悯春再次接到席鸿秋老师的电话。

这次不是推老师,是和同学打架。打得挺狠,把对方鼻梁打断了。

席悯春去了一趟学校,说了很多好话,赔了不少钱,才把事情压下去。

只有一点,必须要把席鸿秋开除。

席悯春答应了。

那天晚上,她等他回家,坐在客厅里等他。

席鸿秋进门的时候,脸上还有伤。嘴角破了,眼角青了一块。他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姐姐,你怎么还没睡?”

“等你。”

席鸿秋在对面坐下,低着头,不说话。

“为什么打架?”席悯春问。

“他骂我。”

“骂你什么?”

席鸿秋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我是野种。”他说,“说席家要不是看我可怜,早就把我赶出去了。”

席悯春攥紧了拳头。

“他说得没错。”席鸿秋忽然说。

席悯春抬起头。

“姐姐,他说得没错。”席鸿秋看着她,“我本来就是个野种,是不被人期待的私生子,是母亲遭人强迫的产物。我本来就是……多余的。”

席悯春喉咙发干,说不出话来。

席鸿秋笑了。那笑容很淡,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面上的叶子。

“姐姐,”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祂吗?”

席悯春摇摇头。

“因为祂是第一个说‘我需要你’的东西。”席鸿秋说,“父亲不需要我,母亲不需要我。这个世界上没人需要我。只有祂。”

他看着席悯春,那双眼睛在灯光下亮得吓人。

“姐姐,你说你需要我吗?”

席悯春张了张嘴。

“你说啊。”席鸿秋说,“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把祂的东西还回去。再也不理祂了。”

席悯春看着他。十七岁的男孩,坐在她对面,脸上还有伤,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来没见过的光。那光很亮,很热,像有一团火在烧。

她张了张嘴。想说需要。想说你是我的弟弟,我当然需要你。想说那些话就在嘴边,但她说不出来。

因为这是谎言。

谎言在这团火面前就像纸一下,不堪一击。

她犹豫了。

只犹豫了几秒。

但席鸿秋看见了。他看见了她的犹豫,看见了她眼底的迟疑。那光在他眼睛里摇曳了一下,然后灭了。

“算了。”他站起来,“我开玩笑的,姐姐。”

他走了。回自己房间,关上门。

席悯春坐在客厅里,很久没动。

那天晚上,她一直在幻听,好像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哭声。细细的,微弱的,不间断的。

但没有。这只是幻听。

席悯春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那个声音,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她带着席鸿秋转了学。

秋天,席悯春在整理席定州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纸箱。

箱子放在储物间最里面,落满了灰。她打开,里面是一些旧相册、旧文件,还有一个布娃娃。

那娃娃很小,巴掌大,浑身漆黑,眼睛是两颗红色的珠子,嘴角向上弯着,像在笑。它被塞在一堆发黄的信件中间,露出半张脸。

席悯春把它拿出来,觉得有些眼熟。

她翻了翻那些信件,大多是生意上的往来,没什么特别的。最底下有一封信,已经很旧了,信封上写着“阿云亲启”四个字,是席定州的笔迹。

信是写给她母亲的。

她犹豫了一下,拆开了。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阿云,这个东西你收好。老冯跟我说,有了它,咱们家一定能富起来。”

老冯,就是那个帮她介绍薄野明的父亲的朋友。

席悯春看着那个漆黑的布娃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感,很不舒服。她翻看信封,最底下落的日期,是她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

她把娃娃放回箱子里,合上盖子,抱回自己房间。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棵大树下,树上挂满了红色的绳子,绳子上系着纸条,随风飘荡着。她伸手想去摘,纸条却自己飘了下来,落在她掌心。

上面写着:席鸿秋。

她猛地醒了。枕头是湿的。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二〇〇六年春天,席鸿秋开学了,这是高中最后的一个学期。走之前,他在家里收拾东西,把那个铁皮盒子也带上了。

席悯春站在门口,看着他往箱子里装东西。

“那个盒子……”她说。

席鸿秋抬头看她。“怎么了?”

“没什么。”席悯春说,“就是……你还留着?”

席鸿秋沉默了一会儿。

“姐姐,”他说,“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东西为什么来找我?”

席悯春没说话。

“因为祂知道,”席鸿秋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我。所以祂能趁虚而入。”

“事实上,祂也成功了。”

他拉上箱子的拉链,站起来。

“姐姐,我走了。”

席悯春点点头。

席鸿秋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

“姐姐,”他说,“你说过你信我。这句话,还算数吗?”

席悯春看着他。十八岁的男孩,站在门口,背着书包,拖着行李箱,像一棵终于长成的树。他的眼睛很亮,和他小时候一样。

“算。”她说。

席鸿秋笑了。

“这就够了。”他说。

他走了。

席悯春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风吹过来,银杏树的叶子沙沙地响。

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屋,走进自己房间,打开那个纸箱,拿出那个漆黑的布娃娃。

它的眼睛是红色的珠子,嘴角向上弯着,像在笑。

她看着它,猛地攥紧拳头,掐住它的脖子,狠狠摔在地上。

数不尽的恨意从心底涌上来,萃成浑厚的恶意,又在理智的管控下沉寂下去。

席悯春把娃娃放回箱子里,盖上盖子。她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春天泥土的气息。

她生于春天。她讨厌春天。

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银杏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个人,站在树下,等着什么。

十一

二〇〇六年秋天,席鸿秋去了省城读大学。席悯春留在慕坪中学继续教书。

日子平静下来。席鸿秋的房间空荡荡的,她有时候会路过,看见门开着,里面什么都没有。床铺得很整齐,书桌上光秃秃的。那个铁皮盒子被他带走了。

她偶尔会想起那个漆黑的布娃娃。它还在储物间的纸箱里,她再也没打开过。

席鸿秋偶尔会打电话回来。话不多,问问家里的情况,问问她的身体,说自己在学校挺好的。每次通话都很短,两三分钟结束,最长的一段是十分钟,他们大吵了一架——关于他毕业后的去留。

每次挂电话之前,他总会说一句:“姐,你照顾好自己。”

席悯春说:“你也是。”

然后就结束了。

有一年中秋,席鸿秋没有回来。他说学校有事,走不开。席悯春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月亮。银杏树的叶子黄了,落了一地。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中秋,席鸿秋还小,追在她后面跑,喊着“姐姐姐姐,月亮好大”。

她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鼻子有点酸。

十二

二〇〇七年秋天,席悯春收到一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邮戳是省城的。她拆开,里面是一个铁皮盒子——席鸿秋的那个。

她打开,里面的纸片还在,但上面的每一行字都被更浓重的红色颜料覆盖,把纸片变成了红色。

只有最后一张纸片上的那行字还在:“祂说,只要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我。”但下面多了一行字,是席鸿秋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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