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昀进府的这些天里，沈府后宅的日子表面上波澜不惊，底下却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他说想待在府里的佛堂，话说得很客气，用词也讲究——久闻沈府佛堂藏有一卷前朝刻本的《金刚经》，是老太爷当年从京里请回来的，他想借来抄一抄，替家中病着的母亲祈福。太太在荣寿堂里听了他这番话，沉默片刻，点了头。她点头时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到满屋子的人都不会注意到——可我在她身边站了太久，久到能分辨她每一道目光的重量。
那一眼的意思是：他要看的不是佛经。别让他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我垂着眼皮，什么都没说。
这些天里，季昀已经把府里能走的地方都走遍了。他每日卯时起身，在跨院里读半日书，午后便出门走动。去祠堂看老太爷的牌位，去飞花阁赏日渐凋谢的牡丹，去后花园的假山边站着看野竹林——只看，不进去。他遇见我时总是彬彬有礼，拱手作揖，问些不咸不淡的话。栀子花又开了几朵，天气热得反常，太太近日身子可好。每个问题都像一枚被磨得极薄的铜钱，丢进水里听不见响，可我知道那水底下沉着什么东西。
他在找我。不是找沈怀瑾，是找沈怀瑾壳子底下那个不该有自我意识的东西。他在佛堂外面站了整整两夜。我不需要出门就能知道——飞花阁檐角那只铜铃在子时和丑时之间响过两次。不是被风吹的，是有人的衣角擦过了从飞花阁到佛堂必经的那道窄廊。而每日卯时我去请安时，他已经在跨院里读书了，书页翻得不紧不慢，面前摆着一盏凉透了的茶，茶汤的颜色比正常的碧螺春深了一个颜色。那是泡了至少一个时辰的茶。他天不亮就起来，在我出门之前便已经从佛堂附近回来了。
他在观察我的日常。卯时出门、辰时请安、午后翻账册、酉时抄经。他在比对——这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她应该遵循的脚本之间，有没有偏差。
我没有改变任何日常。卯时三刻准时出门，带着挽翠，经过佛堂外面的甬道去荣寿堂。从佛堂门口经过时，我的脚步不快不慢，裙摆的幅度不多不少，连目光都保持着沈家大姑娘该有的端庄——平视前方，目不斜视，既不往佛堂里多看一眼，也不刻意绕远路避开。他要看，就让他看。沈怀瑾的日常是一套穿了无数年的铠甲，每一片甲叶都磨得光润如镜。他用眼睛敲在这铠甲上，只能听见自己的指骨在响。
可我心里知道，铠甲终究只是铠甲。它挡得住箭，挡不住时间。而我的时间，正在被这个人的耐心一点一点地碾碎。
那天傍晚，苏荷来送新浆洗好的夏衣。她把包袱搁在里间架子床上，退出来时我正在窗前翻一本旧账册。她走到案边，垂手站了片刻，忽然开口——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
“他今早在跨院里写字。写了‘怀瑾握瑜’四个字，然后盯着看了一盏茶的工夫。”
我的目光落在账册上一行陈年的赊欠记录上，没有抬起来。“写在哪里？”
“窗台上。用茶汤写的，太阳一晒就干了。”
他和上回在飞花阁前面“偶遇”我时判若两人——那一次他彬彬有礼，进退有度，像一个真正的远亲；这一次他直接在窗台上用茶汤留字，连抹去的功夫都省了。他在告诉我：我不需要证据，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名字和那个庶女的名字，用的是同一个典故。怀瑾握瑜，瑾是美玉，瑜也是美玉。你们是一对，从来都是一对。
“除了那四个字呢。”我的声音仍然很平。
“笺角还多了一行极小的字。不是他惯用的那支紫毫，是另一支笔拈在左手写的。”
“写了什么。”
“‘镜中之人，可知归路？’”她背得一字不差，没有停顿，没有犹疑。她已经不是刚进府时那个用“不识字”当挡箭牌的苏荷了。她又往前凑了半寸，借着替我整理账册的姿势把声音压到最低，“还有一件事。灶房后墙第十三块砖，我今早去看——被人动过。有人用指甲在砖面上刻了一道印子。”她顿了顿，“他在找我的暗格。”
我把账册合上，终于抬起头来看她。她那两道眉毛安然地对着我，没有惊慌的颤动，没有求救的软弱，只是在陈述事实。她的手边，那枚何淑留下的旧红绳正挂在她自己腰间。我注意到今天她袖口那道缝补过的滚边被重新拆开了又缝了一遍，针脚比原先密了一倍。
“从现在起，”我重新低下头，把账册翻过一页，“你不必再来我院里送东西。让挽翠去你那儿取。”
“明白。”
“残卷不要带在身上，抄本也不可以。今晚你把所有东西都挪到灶房后墙——第九块砖后面的空隙更大，可以放一整本册子。”
“明白。”
“如果我三天之内没有叫人传话给你，”我的手指在账册的纸边上停了一下，“你直接去枯井，不要等我。”
苏荷沉默了一息。这一息很短，我感觉到她站在我身侧的气息在那一瞬微微地抬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被她自己咽了下去。她从进府到现在，从一个蹲在天井里捡碎瓷片、用“山里人闻得见水脉”当借口的女孩，已经学会了把所有的冲动都咽下去，在最短的时间里权衡出最利落的决定。
“是。”她说。
她退后两步，转身出去了。
我听着她的脚步声沿着甬道越走越远，心里忽然泛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担忧，不是恐惧，是欣慰——一种被人懂得的欣慰。如果哪天我死了，会有另一个人替我记着这座宅子里每一块松动的地砖、每一个暗格的藏处、每一种洒在暗格旁的药粉配比。她会替我活着。
这话我没有说出口，可我想，她应该知道。
请安时辰到。我站起来，拂了拂裙摆上并不存在的褶痕，对着铜镜正了正发间的白玉兰簪。镜子里那张脸仍是温柔娴静的，鹅蛋脸，远山眉，嘴角挂着四颗贝齿的标准微笑。可那双眼睛已经不是从前的眼睛了。
我推开荣寿堂东厢的门时，季昀已经在了。
他坐在太太下首的第二张椅子上，面前摆着一盏新沏的茶。太太靠在引枕上，左手端着参汤，右手搁在膝头——又藏回袖子里去了。她脸色不好，眼底的乌青比前两日更深了些，可精神不差。看见我进来，他站起身来行礼，我也微微颔首还礼，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太太说了几句闲话，说今儿个天热，说厨房新做的莲子羹不错，说扬州周家又来了信问婚期的事。季昀一一应对，从从容容的，偶尔还插一两句风趣话，逗得太太笑了一声。然后他放下茶盏，转过头来看我。
“大小姐，”他说，语调亲切得像是拉家常，“我记得上回花朝宴时也有几位姑娘入府。不知道她们如今可还好？”
“来了又走了，”我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府里人手够用，多的都退回牙婆那边去了。”
“是吗。”他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那如今二姑娘身边伺候的，还是原来那几个？”
来了。在佛堂外守了那么多夜，在甬道边晒了那么久的太阳，他终于把网兜收拢到了苏荷身上。他想知道我身边换没换人，原来的“沈怀瑜”们还在不在，新来的人里有没有哪个对我特别亲近——这些都是不该出现的痕迹。而我，必须把这些痕迹一点一点地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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