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在吉尔北苑，每逢礼拜六，小区内部便会开设集市，时间不长，就一个上午，到十二点结束。
每到这一天的早晨，我都能听到妈妈在卧室里抱怨的声音，她觉得打扰自己睡觉了。
为了避免家长起床以后催我写作业，我每次都趁着姥姥出门赶集的时候，跟着溜出去。
经常，我打开门的时候，贺司亦和他姥姥也在，我姥爷便会躲懒，说要带我们两个孩子一起出去玩。
一辆电动车，前面站着我，后面坐着贺司亦，姥爷问我们两个做好上路准备没有，我们超大声说准备好了！他便乐呵呵地一脚油走了。
所谓的准备，当然只是有没有站好或者坐好，我们经常毫无防护就出门，而且是三人共骑一辆。
零几年的时候，“宝宝巴士”行为还没有实现常态化查处，我姥爷教孩子不学好，他说这是轻微违法行为带来的大大刺激。
我问姥爷敢不敢和妈妈说，他说不敢，我和贺司亦便会蠢蠢地重复“胆小鬼”，姥爷装着很怕，实则逗着我们开心。
一玩一上午，贺司亦高高兴兴地回家，我总是一步三回头，不想进门，一进门就得被妈妈盯着学习，我不喜欢。
和一放学就勤快写作业的贺司亦不同，我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吃东西，还要求玩电脑，作业肯定都是放后面的。
姥姥既想给我立规矩，又舍不得饿着我，在这种矛盾心理拉扯下，我当然以自己的讨巧卖乖胜出。
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因为上课玩橡皮，老师觉得我坐不住，妈妈把我接回家，每晚亲自盯着我静坐。
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姥姥心疼得快要掉眼泪，她说只有变态才会这样对孩子。妈妈反驳说慈母多败儿，两人大吵一架，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学习上的散漫使我对周末的兴趣班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家长没有停掉我的芭蕾和钢琴，他们觉得如果我实在不是学习的那块料儿，走艺考上个本科也是能接受的。
而贺司亦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极大靠谱性赢得了所有长辈的信任，让他免于一劫，并且家长如贺司亦所期望的那样，允许他放弃了芭蕾。
年龄渐长的我们不再需要接送，而是自己坐公交去琴行上课。
小区出门不远就是公交车站，我和贺司亦会在周六中午固定先搭乘56路或202路，再换乘48路，到省杂技团下车，去山艺文东校区附近找老师学琴。
路途不长，大约花费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在手机没有开发出那样多功能之前，我和贺司亦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看课外书。
有一次，我们沉浸式讨论《冒险小虎队》，结果坐过站了，我和他本来要在千佛山站下车，然后同站换乘，但我们听错播报，在千佛山医院站下车了。
这个站牌没有48路，也没有我们最终要下车的目的地省杂技团，我这才慌张起来。
大我一岁多的贺司亦展现出了明显的年龄优势，他聪明地打了站牌上面的公交热线，成功得到可以坐93路到山师东路文化东路下车的信息。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提前到达了上课地点。
我们的城市在那一年没有开通地铁，但我由衷希望技术可以突破地下泉脉限制，修一条地铁线，不管是坐过站还是换乘都不用过马路，最好能从家直通山艺那种。
后来，这条线路在十几年后被开通，被命名为四号线，和我当时畅想的一样。
有了下午的教训，我们回去的时候没有看书，在车上一路干瞪着眼回了家。
我和贺司亦并不在同一所学校念书，我在爸爸医院附属的学校，他在济微中学，后者是一个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前身也是我们机床二厂的子弟学校。
正因为如此，我格外珍惜每周末的见面机会，邀请他一起玩，哪怕是去上课，我心里也高兴。
每次从钢琴老师那里回来，还没走到单元楼跟前，姥姥已经打开窗户，期待着我们回家的身影，她经常感慨说：“要我说还是得生两个呢，能有个伴儿，多好。”
这一年，我和贺司亦长到八九岁，二胎议题还未在报纸上占得一席，我们还属于政策性独生子女，但我妈看着贺司亦哪哪都满意，偶尔还开玩笑说要给我生一个哥哥。
我爸一贯坚决地反对：“许淇薇，你绕了我吧，再来一个，我这辈子都别想退休了。”
说句冒犯妈妈的话，我一直觉得她属于控制欲比较强的家长，所以，我一点也不反对多有兄弟姐妹，我甚至想过这样可以分散一下家里的注意力，而不是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和每天带着不知名脏东西放学回来，姥姥从来不敢给我买白色衣服的我相比，贺司亦看起来显然更像我父母的小孩。
贺司亦做小学生也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练芭蕾带给他挺拔的气质，他永远穿得整洁得体，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小男孩。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下，“娘”如果作为形容词，还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语，是对男性的一种逆向歧视，贺司亦就被同班同学起了一个外号，叫“伪娘”。
但贺司亦没有遭遇校园欺凌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学习好，长得好，老师们都喜欢他，当班长，国旗下讲话，出去参加比赛，总之样样大型活动都有贺司亦的身影。
这样颇受老师欢迎的结果就是，我放假遇到贺司亦的时候，发现他每次都是一个人。
大人经常“点化”我说，要罩着哥哥，和哥哥当一辈子的好朋友等等。
我每次都说：“我力气大，我能保护哥哥。”
两家大人会在这个时候一起哈哈大笑，他们确实非常喜欢逗小孩。
但比我的保证来得更快的，是关于贺司亦母亲的流言蜚语。
前情发生在一个秋天，也就是这一年，我市承办了第十一届全运会。作为北奥成功举办过的第一个大型全国运动会，它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众瞩目的。
街头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和全运会旗，泉城广场设有倒计时电子大牌，马路上规划出全运会专用车道等等，小学生的我和贺司亦在这样氛围里，兴奋地期待着全运会的开幕。
全运会召开当天，我们齐聚一堂，在家里观看电视直播。
我和贺司亦更兴奋的原因是，我的堂姐何千语被选入团体操表演团队，大人指派我们寻找姐姐的身影，找到了会奖励我们明天多玩一个小时的电脑。
“出来了出来了！”
“那个是千千姐姐。”
“不是，这个才是！”
那真是我们所有人聚得最全的一次，有我们一家五口，还有贺司亦和他的姥姥，大家团坐在一起，期待着同一盛大时刻的降临。
后来，这个场景变成了两张照片，分别存在了我和贺司亦家的相册里。
大人给自己买了啤酒和咸花生，给我们小孩买了KFC全家桶，我和贺司亦吃得满手是油还不忘争论，到底是谁才是真正的何千语女士。
我只顾着要求贺司亦挤干净番茄酱，没有注意到他眉眼间闪过的一丝阴郁，我以为贺司亦和我一样，在为明天能否玩电脑感到担忧。
秋天过后不久，街坊邻舍开始传言贺司亦的妈妈有了外遇，她和南方做生意的老板有了感情，谣言四起，沸沸扬扬到我们小孩也知道了。
一个院儿里的小孩开始说贺司亦没爹也没妈，听到这话的贺司亦背着书包，抬着头，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在人看不到地方，少见地踢了踢地上的石头。
我心里涌上一股愤怒，有对那些嘴臭小孩的，可能也有对贺司亦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在听到别人讲这些的时候，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
我用力丢下书包，大声回嘴：“是是是，贺司亦没爸，大家谁都没爸，就你有爸，你爸爸多行了吧！”
小屁孩乱作一团，立刻开始嘲笑领头造谣的人，对贺司亦叫得最欢的那个小学生涨红了脸，瞪了我一眼后，悻悻地走了。
我转头，发现贺司亦拎着我们两个人的书包，笔直地站在我身后。
看到他面无表情的样子，我突然感觉很委屈，我非常生气地说：“为什么他们说你，你也不生气？我讨厌你！”
说完这句话，我才看到贺司亦面上的慌张，他立刻说：“我也生气的。”
贺司亦说着生气，但他却在着重强调后面的“不要讨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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