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和贺司亦的关系，我可能要回忆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但时间跨度太大，我们现在都二十多岁了。
我最早关于他的记忆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那一年，我大约四岁，被姥姥牵着手站在一间舞蹈室的透明玻璃外面，看着里面的哥哥姐姐跳芭蕾舞。
没一会儿，一个文静瘦弱的小男孩被带到我面前，我姥姥轻轻推了推我，“看，这就是小亦哥哥。”
我和贺司亦面对面大眼瞪小眼，谁都没说话。
姥姥耐心地说：“真真，怎么不打招呼呢？不记得哥哥了吗？你们新年刚见过面呀。”
随即有一股强势的香水味簇拥过来，一个留着长卷发，蹬着高跟鞋的高挑美女蹲在我身前，是贺司亦妈妈，她用一种很温柔的语气问我：“宝贝喜欢这里吗？”
在这样认真的注视下，我可能是被香晕了，躲在姥姥大腿后面，腼腆地点了点头，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跳舞生活。
这是我和贺司亦的开始，也是我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见面。
我们两家关系不远，我姥爷和贺司亦的姥爷是原先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的同学，他们在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了机床二厂工作，所以两位长辈不仅是同学，还是同事，更是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
我妈妈和贺司亦妈妈从小一起长大，她们一直以来的攀比习惯自然而然地传给了下一代，但性别差异消融掉了比较，我和贺司亦很快变成了不错的玩伴。
我太跳脱，贺司亦又太安静了，双方家长希望把我们的性格往相反的方向引导，企图通过我们一起玩互补起来。
在我幼儿园时期，姥姥姥爷都还没有退休，他们经常要拜托对门的贺司亦家照看我。
每当家里大人忙不开，妈妈就会往我肩膀上挂好水杯，手里放上带给贺司亦的书、文具或者是零食，把我交到他姥姥手里。
贺司亦只比我大一岁，但他因为家里的事入学有些早，在我上中班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了。
为了学习不被打扰，贺司亦通常会塞给我一盒水彩笔，要我安静一点，我便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乖乖等他写生字。
星期五写作业，那么周末就要去补课，两家人为方便接送孩子，会给我们报同样的兴趣班。
贺司亦跳芭蕾，那我也要跳芭蕾，我弹钢琴，贺司亦也要一起报名，我们如龙凤胎一样，休息日总是同时出现。
从兴趣班走回家的路总是慢吞吞的，冬天的时候，跳舞出了一身汗，一出门，我总避免不了打一个湿冷的喷嚏。
姥姥说：“小亦，牵着妹妹，你俩听话，要一起走。”
贺司亦便会乖乖伸出手去牵我，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总觉得被人牵着的时候，走路施展不开。他后来说是因为我腿短，被我狠狠捶了一拳。
带着咸味的我问同样汗津津的贺司亦：“哥哥，你喜欢跳芭蕾舞吗？”
贺司亦立刻摇头：“不喜欢。”
是的，他不喜欢跳舞，不喜欢流汗，不喜欢展示身体，也不喜欢被注视。
人一生的性格在童年时期早有预兆，但没有人觉得不对，因为小孩的意志在家庭整体的规划里并不重要，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必须出现的角色。
我出生于一个很典型的中产家庭，妈妈在法院工作，爸爸是一名骨科医生，他们都是非常坚信努力的人，也确实通过读书实现了人生目标，作为独生女儿，我当然也被如此要求。
讲真，我并不算是一个很好学的小孩，哪怕家长对我寄予厚望，从小开始鸡娃，报各种兴趣班培养，我还是考不到一百分，拿不到三好学生奖状，我对上学的兴趣还不如姥姥替我养的一盒蚕宝宝。
在均值回归这个概念还未广泛传播开来之前，当爸爸为我的表现感到可爱的时候，妈妈只觉得我顽固不灵，不思进取。
和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姥姥家对门的贺司亦，他显然更符合家长眼中的“梦中情孩”设想。
贺司亦放了学，不用大人催就自己写作业，自主洗漱，看课外书，能和姥姥同步休息。
现在我们都知道，过度独立是一种童年创伤，但当时的我只觉得贺司亦是一个很像大人的哥哥。
讨厌贺司亦是因为长辈总拿我和他比，喜欢贺司亦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同伴，我们总能玩到一起去。
我们家是两个大人，两个老人，再加一个小孩的配置，但贺司亦家只有他和姥姥，他父母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浙江，只有节假日才回来。
尤其是贺司亦爸爸，他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投身了一个建设项目，援疆一定年限，允许他的孩子在新疆参加高考。
对于高考大省的学生来讲，这个政策优惠是巨大的，所以我从有记忆起，就很少见到他爸爸。
但我们可以收到贺叔叔从新疆寄来的包裹，有葡萄干、杏干、红枣和巴旦木等食品，还有各种带有民族异域风情的物品，我就得到过一条艾德莱斯绸的小裙子。
零几年，新疆的快递行业并不算特别发达，而且贺叔叔寄回来的箱子又大又重，我爸爸作为唯一的青壮劳动力，经常开车载我和贺司亦一起去邮局取快递。
作为骨科医生的我爸不仅年轻，力气也大，但他从来不嫌我们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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