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二年秋，萧景曜在朝堂上驳回了沈时渊的“清查皇庄”奏议。皇庄是皇室直辖的田庄，遍布北直隶，历年侵吞民田无数，账目一团烂泥。沈时渊花了三个月把皇庄的账目理清，列了一份清退清单，在朝堂上条条读来，语气跟念粮草清单时一样平稳。萧景曜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此事牵涉内廷，容朕与内务府商议后再定”。沈时渊没有坚持，把奏折合上，退回班次。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争辩。
承安三年春，萧景曜驳回了沈时渊推荐的第三个重要人选。那是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人选，沈时渊举荐的人是刚在蓟州整顿完军屯回京的何继昌——就是三年前被萧景曜否决过的那个吏部考功司郎中。何继昌在蓟州待了三年，从边境回来之后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很好，对边境钱粮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京官。沈时渊在奏折里把他的资历和政绩列得清清楚楚。萧景曜看完之后说了句“何继昌资历尚浅，再历练两年”。理由跟三年前不一样——三年前是说何继昌没有边务经验，现在是说资历不够。沈时渊听完之后说了句“臣遵旨”，退回班次。
承安三年冬，沈时渊最后一次在朝堂上提出新政方略——整顿盐铁专卖，统一各地产盐区的税率，堵塞私盐渠道。这个方略如果推行，朝廷每年至少能多收三成盐税。但盐商和地方官的利益盘根错节，旧党的反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猛烈。弹劾折子堆满了御案，说沈时渊“专权擅政，目无君上”，说新政是“以苛法虐民”，说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萧景曜把这些折子一本一本看了，没有批复。朝会上，沈时渊站在百官面前，一个人面对满朝旧党的唇枪舌剑，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萧景曜一眼。萧景曜坐在龙椅上，听着旧党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弹劾沈时渊，始终没有开口替他说话。散朝时，沈时渊把那份盐铁方略合上，夹在腋下，退出大殿。后来这道方略被内阁复议，条文被改得面目全非，实际推行效果大打折扣。沈时渊再也没有在朝堂上提过这件事。
三年里，他从未反击过萧景曜的任何反对。萧景曜驳他的折子，他就把折子合上退回去。萧景曜否决他的人选，他就换一个人选再递上去。萧景曜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批驳他的方案，他就站在百官之首低着头听完，然后说“臣遵旨”。从无一次争辩，从无一次反驳，从无一次用他那无懈可击的口才在朝堂上把萧景曜驳回去。
但他的权柄仍然达到了顶峰。新政在他手里一项一项推下去，裁撤冗官、整顿吏治、清理军屯、废除荫叙——每一项都踩在旧党最疼的地方，每一项都推行得干净利落。六部里有一半是他提拔的人，边境回来的新锐将领遍布蓟辽宣大。他每天只睡两个时辰，批阅公文从无差错，密报网络覆盖了从京城到边境的每一个重要衙门。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本朝最有权力的人，也是本朝最孤独的人。没有人见过他在朝堂以外的地方笑。没有人敢请他赴宴。没有人能做他的朋友。他像一柄悬在朝堂梁上的刀，所有人都在仰头看它何时落下。
三年里，萧景曜在皇位上日渐成熟，从那个在御书房里赤脚走圈的新帝变成了真正的帝王。他懂得了克制——不再当场否决沈时渊的提案，而是让内阁去议，让六部去审，让折子在流程里慢慢冷却。批阅奏折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每天批到三更变成每天二更就能批完，朱批从几行字变成了一两句话，但每个字都咬得很准。他开始学会在面对旧党时用沈时渊的方式反击——不是硬碰，是用数字说话，用证据说话。甚至开始学会面无表情——坐在龙椅上的时候嘴唇抿成一条线，无论底下是痛哭流涕还是慷慨陈词都不为所动。但他每次反对沈时渊之后，都会在御书房里独自坐到深夜。有时批折子，有时不批，只是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看。赵瑾劝他去睡，他说“朕不困”。第二天卯时照常上朝，眼底的血丝比前一日更深。
他和沈时渊在朝堂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萧景曜已经习惯了反对沈时渊——每次沈时渊出班奏事他就警觉起来，在心里逐字逐句地拆解对方的方案，找漏洞找风险。沈时渊也习惯了被他反对——每次出班之前都会把方案里的数字和推演做得更周密，但仍然会被挑出毛病。两个人在朝堂上越来越像对手，越来越不像盟友。但沈时渊从不反击。无论萧景曜怎么驳他，他都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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