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高会计不解地问道。
“对，戏子的历史地位不是恒定不变的，在唐朝后代，庄宗统治期间，戏子是艺术家，其地位比当今的明星还要高。艺术家可以轻易地出入朝堂，甚至可以合法地去满足士兵们独守空闺的妻子们，然而庄宗的死，让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又重新变回了低人一等的戏子身份。”
“真是长了见识。”
“除了唐朝庄宗统治的时期，在历史上其它的大部分时期，戏曲艺人的地位低下，属于下九流之末。一般大多由罪臣家属充当，或奴婢出身，当同娼妓一样，都是无人身自由的贱籍。其婚嫁生养都听命其主。甚至历代有法律规定，戏子与娼妓不得与良人婚配。”
“原来是这样！解放后人们思想解放，也就不会这么瞧不起唱戏的吧？”高会计问道。
“现代社会，戏子演化成了明星，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文艺的多样性对于艺人来讲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现代公众的文艺要求变得更高，这也同样意味着艺人们需要有真本事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所以，能够广受欢迎的艺人就是实力超群的代表，他们能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样是社会对其尊重的最佳体现。”贾校长说道。
“真是长了见识！贾校长懂得的真多！”高会计赞叹道。
“过奖，过奖！从戏子到明星，她们都是娱乐产业中的一种职业，本着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我们是不应该对她们抱有任何偏见的，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权利。但是话又说回来，历史是一个轮回，它总是在重复一些事情，所以未来戏子或明星的社会地位谁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贾校长说道。
“原来是这样！今天真是开了眼界。如果贾校长觉得刘冰玉教学水平高，就让我的儿子转到她的班上吧，及时调整，免得耽误了娃子。”高会计说道。
“没问题。哎，今天咋没看到蔡支书？”
“哦，他去找徐德恨了。”
“找他干什么？”
“这个就不知道了，可能要交给他什么任务吧。”
“我觉得徐德恨对任世和家不好，处处针对他家搞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贾校长问道。
“具体原因不知道，我有一次听蔡支书说他们两家是历史遗留问题，为了宅基地的界限划分，各不相让，吵架吵了多次，大队也调解过多次，一直没解决，目前两家处于暂时的和平状态，在僵局当中。”高会计说道。
“那，高会计，你的思想境界高，以你的想法，怎样解决这件事为好。学校刘冰玉老师是任世和的妻子，她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万一有一天爆发了这个矛盾，我担心会影响她，影响她教书，有可能会让她中断教学。这不是小问题，因为徐德恨在小队里有一定的影响。恐怕他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用权力压人，或者用权力来欺负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贾校长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有限，要说解决矛盾的能力，要属蔡支书最行了，他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只是他不愿主动出手解决。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心诡诈且多变，不容易解决。能让其内部消化就不用动用大队，不用主动插手家务。”高会计说道。
“人家的事好说，自己的事不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也只是说说，万一两家再闹矛盾，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又不是裁判者。”贾校长说道。
“农村的事复杂得很。我做好会计工作，你做好教育工作，管理好学校和老师学生就行，其他的事管不了，也无法管，做好分内的事就行。其他的，没时间和精力去管。你说是不是？”高会计问道。
“那个当然是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哪些人可以不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就可以拿到工分，这件事我弄明白了。谢谢高会计！”贾校长说道。
贾校长辞别高会计，回到学校，刘冰玉正在教室给学生上课，走过窗前，贾校长示意一下，刘冰玉知道了，等到下课，有老师敲击一块废钢，发出响声，学生老师都知道下课，同学们一涌而出，到学校操场上疯玩去了，刘冰玉到了校长办公室。
贾校长把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了她，她的课上完了，就说：“我今天没课了，对于这事，校长帮我打听清楚了，我回去一趟，好不好？”
“没事，也快放学了，你走吧，这里不用管。”贾校长说道。
刘冰玉知道工分的情况后，回到家里就写信，然后赶到刘寨街邮政所，把信件投进邮筒，在街上转了转，买了一瓶雪花膏，然后回家。
婆婆看到刘冰玉回来，问她：“到哪里去了？”
“去街上给世和寄一封信。”刘冰玉说道。
“写什么内容？”
“就是工分的事。”
“工分？”
“对，就是民办老师有没有工分的的事，托人打听，打听后写信告诉世和，免得他操心这件事。”刘冰玉说道。
“我在想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超支的，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可能是有人在害我们，可我没证据。妈，你说村里谁是我们的仇人？”刘冰玉问道。
浩楠奶奶见问，打了一个冷噤，她知道，村里的人，几乎都是她的敌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原大地，有个叫郭任庄的小村落，四周被大片金黄的麦浪环绕，土坯房错落其间，烟囱里时不时升起袅袅炊烟。
浩楠的奶奶，一个叫李大兰的普通农妇，就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她坚韧又坎坷的人生篇章。
那是个阳光炽热的夏日，蝉在枝头拼命嘶鸣。
李大兰在众人或怜悯或轻视的目光中，迈进了任家的门。彼时，任明才家道中落，昔日的风光不再，破败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土坯房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泥土。
任明才身形消瘦，眼神中透着颓唐。
可李大兰没有丝毫犹豫，她本就出身贫苦，对生活的艰辛早有体会，在她心里，只要两个人踏实过日子，日子总会好起来。
婚后，李大兰才知晓，任家的败落竟是任明才在解放前夕肆意挥霍所致。
但她没有抱怨，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拿着锄头走向田间，单薄的身影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坚毅。
她精心侍弄着家里那几亩薄田，除草、施肥、浇水，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对生活的期望。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这个苦命的女人。
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如恶魔般笼罩着整个村子。
任明才本就身子骨弱，又经不住饥饿的折磨，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李大兰守在他的床边，泪水无声地滑落，打湿了破旧的棉被。
那一刻，她感觉天塌了，但看着身边四个年幼的儿女，眼神中又燃起了坚定的光芒。
往后的日子，艰辛如影随形。
家里没有了顶梁柱，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李大兰一个人身上。
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她漫山遍野地寻找野菜，双手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她还学会了编织竹筐，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微薄的收入。
在那个封建思想还比较浓厚的村子里，一个寡妇独自拉扯孩子，难免会招来一些闲言碎语。
村里的几个长舌妇，总爱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有一次，李大兰去井边打水，听到旁边的几个女人小声议论：“这李大兰，也不知道咋想的，男人都没了，还不找个人家，带着这几个拖油瓶，能有啥好日子过。”李大兰紧紧握着水桶的把手，指节泛白，她没有理会，只是加快了脚步。
生活的压力如大山般沉重，可李大兰从未想过改嫁。
每当夜深人静，她躺在破旧的床上，看着孩子们熟睡的脸庞，心中便充满了力量。她在昏暗的灯光下，为孩子们缝补破旧的衣衫，一针一线，缝进的是对孩子们的爱与期望。
农忙时节，一个人要完成耕地、播种、收割等繁重的农活，其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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