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荆晓这样以非传统方式被发现并训练的守夜者在研究院寥寥无几。
大多数巡游工作者，包括佩吉、高曼和舒特勒，都是出身于体面家庭、青少年时期通过层层考核进入国家巡游学校，毕业后再被分配到各个研究院的技术人才。他们属于艾维森德政府高级工作人员，被人们所尊重和爱戴。这里的“人们”指的是那些一辈子也没机会见到一个研究员的普通人，他们本就占艾维森德社会的大多数。
被录取、毕业和正式进入研究院是巡游工作者们最重要的三个人生节点。
每逢此时，政府都会向他们各自的家庭寄送一张镶金箔的证书，供家人留作纪念。这是至高的光荣，三张带金箔的证书往往会被裱起来，作为永远的骄傲与谈资，即使这意味着这个孩子将在从进入国家学校起将彻底与他们断开一切联系，再无任何关联。
出于保密原则，一入研究院，这些研究员终生不会有联络家人或出去的机会。
无论生死，他们永远也不会再回家。
高地之战后新生的这一代被彻底奉献给了艾维森德。不再是自己父母的孩子，也不再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这当然没有什么。为了更多人的福祉而献身的人还少吗？
“我们是战后的一代，荆晓。”佩吉曾说，念她的名字时发音相当标准，“一切都需要我们来建设，所以为了大局，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现在的局势太紧张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哪里会打进来？假如能在巡游一方面有所突破，对于艾维森德来讲一定是极大的助力。你明白吗？当下一代提起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是英雄。”
但尤里·高曼很少表露出对国家的忠诚，甚至常常与她唱反调。
佩吉话音未落，他就从外面进来，一到达非监控器覆盖处就松懈了原本笔挺的背，松散地靠在在门口说道：
“人人都想当英雄吗？当然，假如……可是我们都是被“骗”进来的。”
“你这叫什么话？”
“我的意思是，他们本可以告诉我们真相。”高曼反驳她，“就算进来后要跟清教徒似的过日子，但国家研究员地位高，贡献大，心里真的有艾维森德的人自然来得心甘情愿。但像这样把我们隔离在这儿，让我们对外面来讲已经算是死了，我看不到有什么必要性。他们让我感到不舒服，好像我们一离开研究院，离开这些摄像头，就能叛国似的！”
佩吉倏地转过身来，眼睛里几乎溢出火光。
她声音也变得刻薄，直问到他脸上道：
“懦夫！别再让我听见这种话。快说，说你并不真是这样想的。”
高曼妥协地叹了口气，向后退了一步：
“对，我只是随便说说。”
荆晓从来没有参与过佩吉与高曼之间的谈话。她完成了图像辨认的练习，漫不经心地侧头看了看门口，那里高曼和佩吉沉默地相对站着，两人同时罩在雪白的灯光里，像城市橱窗里面对面定在旋转音乐盒上的小木头人。
随后一声门响：高曼已经走了。
又过了一两年（荆晓对于时间的概念比较薄弱），艾维森德对远东边境的轰炸拉开了大战的序幕，随后塞拉博达战线同样燃起了战火。长期处于世界政治争议中的艾维森德联邦国终于准备了先发制人，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张领土而达成完全的统一。此时研究院已经进行了安全隔离，于是东边战事未明，荆晓只知道南边战事呈拉锯况，在长达八个月的漫长争斗中难分胜负。
又半年后，塞拉博达之战惨败。
再一月后，有迹象称战败实为信息泄露的后果。研究院增加一批监控器，开始初步实施人员隔离政策。
这一切都与荆晓无关。
她抄着手沿长廊直直地走着，身量比刚来这里的时候高了微弱的一点，但不会再高了。仿佛一根看不见的指针停止，她身体定格在十四五岁模样，一个长期封闭、营养不良的十九岁女孩是不大可能发育良好的。她走进自己与佩吉共用的工作间，那里她三年前见过的成声仪覆在防尘布下。
以前她一直也没有权限去用过它，但现在，对其他技巧炉火纯青后，她有了。
荆晓坐下来，动作不甚熟练地戴上电子耳蜗，磕磕绊绊地照着电子指南开始新练习。佩吉坐在一边看着，一言不发，半晌才过来半蹲在她身后。
“我听说很久以前，有过一种叫管风琴的宗教乐器。第一架成声仪就是借鉴它的原理造出来的。”
是佩吉在说话。她给荆晓作指导，手指变魔术一般掠过一排音栓与扳手，每造出一个音就一停顿，听在荆晓耳中则全是类似的机械声。她艰难地辨认听到的声音，直到佩吉取下了她的耳蜗，打开了相连的显示屏。
“先试试造风。”佩吉说。
和缓的微风，夹雨的急风，料峭的轻风。
荆晓的手指如同弹琴一般迟钝但明确地划过一层层手键。
佩吉沉默地站在她身后，神情晦涩不明。当少女磕磕绊绊地完成了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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