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薇又躺在了C3 Space那间“例行公事”用的钟点房里。
香港的4月已经开始潮热。开足马力的冷气机低低地轰鸣，冰窖般的屋里一股混合着衣物消毒剂、玫瑰香水和沐浴露洗发水的味道，像一张闷热的被子，罩在她身上。
莎薇散漫无心地听着窗外：汽车鸣笛，小贩叫卖，偶尔还有鸟叫。
城市的声音像编织成笼子，将她困在里面——明明她是为了逃离这个城市，才到这时钟酒店来寻欢。
陈博言从洗手间出来，腰间系着浴巾，赤裸着上身，手里拿湿毛巾擦头发。见她发呆地望着天花板，走过去，毛巾放在一边，弯腰亲她额头。
“热不热？要不要冷气再调低点？”
莎薇轻轻摇头，没说话。
两个人，没有什么正式的“和好”，也没有谁先低头。某一天，他突然又出现在她的讯息栏里，问她“今天是夜班还是日班”，她也没多想就回了。然后就又有了约饭，有了喝酒，有了开房。
争执和冷战都不是第一次了。说过分手，说过“受够了”，说过“不要再这样来来回回”……但每一次，隔段时间，那股疲惫的空虚又像水一样漫上来令她窒息，而陈博言的声音、他的气味、他熟练得过分的拥抱方式，就又一次填补了她心里那个残缺的位置。
“说起来……那个失踪案还在查吗？感觉好久没有动静了。”博言抬腿迈上床，隔着被子跨坐在她身上，低头继续吻她。
“你是来故意扫兴的？还是来打探情报的？”
博言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我怎么够胆呢？只是关心一下罢了——关心你。”
“不用。”莎薇心里烦躁，话里便全是刺。
博言像是吃鱼吃了一嘴的刺，伏在她身上，要吐舍不得，要咽又难咽下，只得苦笑，顿了顿，终究还是倾身继续，轻轻吻她耳朵后那块柔软的皮肤，手亦开始慢慢游走，像每一次那样。
莎薇眼睫毛抖了抖，没躲开，也没有回应。
博言在全身忙碌地讨好，莎薇被他抱着，眼睛越过他的身子，四处搜索，搜索他的手提电话摆在哪，搜索房间可能安装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的地方。
或许陈博言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几乎每次见面都向她打听案件的事，已经太频繁了。那不是他既往的风格——从前他只看什么康德、胡塞尔，然后在约会时像论文答辩一样将他的阅读体会滔滔不绝灌给她。他陈博言虽然懂得省钱，但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俗世？
做完几次之后，他终于累了，房间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空调持续吹出冷气，低低地嗡着。
陈博言侧头吻了吻她肩膀，乜着眼笑问：“冲个凉先？一齐去？”
“你去先。好累。”莎薇缩一缩身子，把自己包在被子里，闭着眼。
“你累什么。”博言他笑了声，光着脚走进浴室，顺手带上门。水声响起，他哼着张敬轩的歌，腔调带着一点得意和轻松。
莎薇没有马上动，只是静静地等。水声持续了约半分钟，她忽然睁开眼，坐了起来。
床边小桌上放着他的iPhone，正面朝下。她拿起来。
虽然屏幕锁着，但语音备忘录的时间条不停地走着。他在录音。
陈生真的是很省钱，连花钱买个隐蔽些的设备都不肯，偷偷录音用iPhone。
莎薇没有尝试解锁，只是看了看，便默默把手机放回原位，位置角度与原来一模一样。
她没生气。或者说，这种事她在心里早就预料过了。
陈博言在她心里，本来就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而她向他要的，也从来不是他的高尚情操。
没抱过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
她甚至夸赞自己聪明，有识人之明。
她知道他一直想搏出位——博士即将毕业，工作全无着落。文学梦没成，写文章没人看，开的Podcast听众寥寥，现在连拍视频短片都开始蹭热点。他说得动听，说想“做香港本土文化的整理人”，但她心里清楚，他只是想红。
他想拿她当素材库。
水声还在继续，莎薇重新躺回床上，拿起自己的手机翻看新闻，假装无事发生。
几分钟后，浴室门开了，陈博言披着毛巾走出来，笑着问：“BB，不用冲吗？”
她摇摇头：“我等阵再冲。”
他又凑过来亲她，她照旧应付着笑了笑，然后看他走去拿手机，背对着她。
她疑惑自己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可以这样淡然地看戏、看他表演，甚至或许明天、后天还会跟他睡。
可能真的是因为不在乎。
又可能是因为她的心已经在别处伤得千疮百孔，顺手抓了他这片狗皮膏药贴上，勉强维持自己人类情感的存续。
她的心现在冰得可怕。
冲凉，换衣服，搭地铁转巴士去上班。
到警署外，莎薇惊奇地发现停车场竟破天荒第一次停满了。里面在开会。参与会议的不只山顶警署的最高指挥官梁Sir，港岛西区和中区也各派来一名高级警司，此外还有重案科、辖区刑事调查队（CID）、公共关系科各派了一名顾问到场。
自从红衣阿婆失踪案发生，两个月以来，恐慌、猎奇、不满已经在民众之间沸腾。案件相关舆论已经如近日天气般临近爆煲。警队上下的压力可想而知。所有人都想案件尽快妥善解决。
莎薇路过会议室时隔着玻璃墙，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进去，阿颖正站在屏幕前做报告。一如既往扎着马尾辫，身子挺直，干净利落的模样。
两个月过去，警方一遍一遍重看监控录像、到处走访目击者、大面积搜山，到最后手头掌握的有用线索仍极为有限。虽然阿婆的红色雨衣极为显眼，当天有许多游客看到了她，但没有一个人看见她如何离开山顶，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物证。
阿颖作为负责本案的高级警员在会上向警队各位高层详细介绍了案情，并提出建议考虑将阿婆失踪案转向谋杀案或报假警的方向调查：“阿婆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理论上如果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山上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至今踪迹全无，不符合常理。我个人怀疑，案件实情很可能是像 ‘MK威仔’那次一样，监视器拍到的红衣阿婆根本不是失踪阿婆本人。阿婆已经遇害，而家属也有谎报信息的嫌疑。”
在座众人听完，除了梁Sir之外皆是眉头紧皱。
西区高级警司林Sir问：“你最后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不排除阿婆已经被其家属谋害、然后家属报警谎称阿婆失踪？”
“是。”
几名临时来参会的警官彼此交换了眼神，眼神中皆是犹疑不安。
现在的舆论已经对警方非常不利，如果警方突然将矛头对准失踪者家属，一旦最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家属“报假警”，将会引发一场舆论灾难。
林Sir继续追问：“但当时山顶很多游客目击者都声称看到的红色雨衣人符合阿婆外形特征。”
阿颖答道：“林Sir，阿婆失踪时，全身从头到膝盖以下皆用红色不透明雨衣罩住，面部又有口罩，实际可辨识的部分只有露在外面的眉眼部分。如果是陌生人匆匆擦肩而过，如果不是刻意留意，很难记清对方的眉眼。目击者的记忆很有可能是模糊的，或者先从寻人启事了解到文字描述的阿婆特征，然后无意间将自己的记忆向这个方向靠拢，以致记忆的扭曲。”
重案科的杨Sir问：“通常有两种情况，警队会考虑将失踪案转列为谋杀案。一，有怀疑死亡的证据或线索，譬如发现血迹、遗书，或者有嫌疑人招认或间接承认曾致人死亡；二，失踪情况高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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