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内海的风硬了，像钝刀子刮过河面，掀起一层层细密的波纹，那是岁月在老人额头上刻下的另一种皱纹。法桐叶子黄了，红了，在风里打着旋儿往下落，像断翅的蝴蝶，铺满了人行道。踩上去咔嚓咔嚓响，那声音脆得让人心慌，仿佛踩碎了某种看不见的骨头。
十月八日，晚上九点。叶葆启值夜班，和孙荣显搭档。编辑部的灯是旧式的，钨丝在玻璃罩子里蜷缩着，发出黄澄澄的光，照得人脸上浮起一层暖洋洋的假象。炉子还没生，但煤块已经备好了，摞在墙角，黑黝黝的，在阴影里蹲伏着，像一群沉默的巨兽，等待着被点燃的宿命。
电话响了。那铃声尖利，划破了室内的沉寂。孙荣显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变了——那不是一般的变，是血色从脸上退潮般撤去，露出底下青灰色的底子。
“葆启，”他捂住话筒，声音压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的，“绑架案。”
叶葆启心里一紧，那感觉很奇怪，不是“咚”的一声，而是胃里突然沉了一下，仿佛吞下了一块凉铁：“哪儿的？”
“海东区，一个八岁男孩，放学路上被绑了。”孙荣显的声音发干，舌头舔了舔嘴唇，“家属刚报案，派出所来电话，问我们要不要跟。”
“跟！”叶葆启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我去叫摄影部。”
他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嘟嘟声，每一声都拖得很长。摄影部已经下班了，在家，但听说有绑架案，立刻说：“我马上来！”那声音里有一种猎犬嗅到气味的兴奋，还有深藏的不安。
二十分钟后，摄影部记者背着相机包来了，还带了件防弹背心——上回拍化工厂爆炸现场时发的，一直没还。背心是军绿色的，帆布面已经洗得发白，摸上去粗粝得像砂纸。
“走吧。”摄影部记者说，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光，“车在楼下。”
叶葆启穿上外套，想了想，把桌上那本采访本塞进包里。本子的边角已经磨损，纸页泛黄，像一块风干的腊肉。孙荣显留下值班，他和摄影部记者下楼。楼梯间的感应灯坏了，他们踩在黑暗中，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像有另一个人跟在后面。
报社的吉普车已经发动了，老赵在车上等着，烟头的红点在驾驶室里明灭。三人上车，往海东区驶去。车窗摇下一半，夜风灌进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味。
夜里九点半，街上人还不少。电影院刚散场，人群涌出来，说说笑笑，女人们的高跟鞋敲打着水泥地，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他们不知道，就在几条街外，一个孩子的命运正在黑暗中被称量。
海东区公安分局灯火通明，那光白得惨烈，把整栋楼照得像个透明的盒子。门口停着好几辆警车，红蓝警灯旋转着，光扫过墙面、树梢、行人的脸，一切都在瞬间变成警醒的红色或忧郁的蓝色，然后又沉入黑暗。那光刺得人眼花，叶葆启眯起眼睛，觉得视网膜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他们下车，出示记者证。证件上的照片还是三年前的，那时的叶葆启头发更密，眼睛里还没有这些血丝。一个年轻民警领他们进去，那民警脸上长着青春痘，嘴角紧绷，努力做出严肃的样子，但手指在裤缝上无意识地敲打着。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烟雾缭绕，像清晨的河面起了雾。分局局长姓刘，四十多岁，国字脸，很威严，坐在主位，像一尊石像。刑警队长是个精瘦的男人，眼睛深陷，颧骨高耸。派出所所长在搓手，手掌摩擦的声音沙沙响。还有孩子的父母——一对中年夫妇，女的在哭，不是号啕，而是压抑的抽泣，肩膀一耸一耸，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挣扎。男的脸煞白，手在抖，想点烟，火柴划了三根都没着。
“记者来了。”刘局长开口，声音低沉，带着痰音，“坐吧，简单通报一下情况。”
叶葆启坐下，打开采访本。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摄影部记者找了个角落，开始拍照——不打扰，但记录。相机快门的声音很轻，咔嚓，咔嚓，像时间在咬碎什么。
刘局长开始说：男孩叫张泽胜，八岁，实验小学三年级。下午四点放学，通常四点二十分到家。今天没回来。父母等到五点，开始找。问同学，说看见一个男人把小明带走了，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六点报案，七点确定被绑架——绑匪来电话了，要五万赎金，不准报警，否则撕票。
“绑匪什么特征？”叶葆启问。他的声音比自己想象的平静。
“男性，声音低沉，带点东北口音。”刑警队长说，“用公用电话打的，在海西区。我们已经派人去排查了。”
“孩子照片有吗？”
孩子的父亲——张学明，颤抖着手递过一张照片。是学校照的，孩子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笑得很甜，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照片边缘有指纹，汗渍的，油腻的，那是无数次的摩挲留下的痕迹。
叶葆启接过照片，心里一沉。八岁，跟小舟差不多大。小舟现在应该已经睡了，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甜美的梦。而这个孩子，不知道在哪儿，不知道正经历着什么。他突然感到肋间一阵冰凉的抽搐，那是父亲的本能在恐惧。
“我们能做什么？”叶葆启问。
“跟着，记录，但别干扰。”刘局长说，“如果需要发通稿，我们会提供材料。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密，不能见报，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孩子危险。”
“明白。”
通报会结束。警方开始布控，技术组追踪电话，便衣开始摸排。叶葆启和摄影部记者被安排在会议室等待，有消息会通知他们。
等待是最煎熬的。墙上的钟是老式的圆盘钟，红色秒针一跳一跳，每一声滴答都像锤子敲在人心上。孩子的母亲还在哭，声音压抑着，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在呜咽。父亲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只是握得很紧，指节都白了，皮肤绷得透明，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
叶葆启看着他们，想起了素琴和小舟。如果小舟被绑了……他不敢想。那种恐惧，那种无助，能让人疯掉。他摸出烟，点上，深吸一口，烟进了肺里，却没有带来平静。
十一点，技术组来消息：绑匪又来电话了，换了个公用电话，还在海西区。要求明天上午十点，把钱放在街心公园第三个垃圾桶里。
“他要的是现金？”叶葆启问。
“对，旧钞，不连号。”刑警队长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标记。”
“然后呢？”
“然后等。看他取钱时抓人。”刘局长说，“但最理想的是，找到藏匿地点，先救孩子。”
凌晨一点，排查有了进展。有居民反映，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某小区楼下，车里好像有孩子哭声。地址在海东区和海西区交界处，一片待拆迁的平房区。
“行动！”刘局长站起来，椅子在地面上刮出刺耳的声音，“便衣先摸过去，特警待命。”
叶葆启和摄影部记者也被允许跟随，但必须在安全距离外。两人穿上防弹背心——叶葆启第一次穿，那东西笨重，帆布面粗糙，插板硬邦邦的。他笨手笨脚，差点穿反。摄影部记者帮他整理好，低声说：“跟着我，别乱跑。”摄影部记者的手很稳，手指关节粗大，那是常年握相机磨出来的。
车队出发了。没有警笛，没有闪灯，像一群沉默的鱼，游进夜色里。车窗外的街景向后滑去，霓虹灯、路灯、偶尔走过的行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
那个小区很偏，路灯昏暗，有的干脆不亮。路也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着，叶葆启的胃跟着上下翻腾。车停在远处，人步行靠近。叶葆启跟在摄影部记者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心跳得厉害，那声音在耳膜上咚咚敲打。
便衣已经就位，包围了那栋楼——一栋三层的老楼，墙皮剥落，露出底下红色的砖，像溃烂的伤口。窗户破了好几扇，用塑料布堵着，在风里呼啦啦响。三楼最西头的屋子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窗帘缝隙漏出来，隐约有人影晃动，像皮影戏。
特警也到了，黑色作战服，头盔，像一群夜行的豹子。他们悄无声息地散开，占据了有利位置。叶葆启看见一个特警蹲在墙角，调整着枪带，动作熟练得像在整理自己的手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叶葆启蹲在墙角，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打鼓。手里的采访本被汗浸湿了，字迹有些模糊，墨迹晕开，像流泪的眼睛。他闻到自己身上的汗味，还有防弹背心帆布的味道，那是尘土、汗水、还有某种金属的混合气味。
凌晨两点，行动开始。
没有口令，只是一个手势。特警破门而入，动作快得像闪电。叶葆启只听见“砰”一声闷响——不是巨响，而是沉重的、木头断裂的声音，接着是呵斥声，哭喊声，杂乱的脚步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走！”摄影部记者拉了他一把。
两人冲进楼里。楼道很窄，堆满了杂物：破自行车、纸箱、蜂窝煤。上到三楼，门已经开了，歪斜地挂在合页上。屋里一片狼藉：一张破桌子倒了，暖水瓶碎了，水流了一地。一个男人被按在地上，脸贴着水泥地，铐着手铐，还在挣扎，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角落里，一个孩子蜷缩着，身上裹着条脏毯子，瑟瑟发抖，像秋天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子。
“泽胜！”孩子的母亲冲进来，抱住孩子，放声大哭。那哭声终于释放了，撕心裂肺，像要把屋顶掀翻。
孩子好像吓傻了，不哭，不说话，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那双眼睛极大，瞳孔黑得深不见底，里面映着晃动的光影，但没有任何内容，像两口枯井。
叶葆启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摄影部记者在拍照，闪光灯啪啪地闪，每闪一次，世界就在瞬间变成黑白，然后沉回昏暗。光一次次照亮每一张脸：警察坚毅的脸，汗珠在额头上闪光；绑匪扭曲的脸，嘴角有血沫；母亲泪流满面的脸，泪水在闪光灯下变成银色的河流；孩子茫然的脸，像一张空白的纸。
他举起采访本，想记录，但手抖得厉害，写不出一个字。笔在纸上滑动，只留下歪歪扭扭的曲线，像垂死者的心电图。
后来是怎么下楼的，怎么上车的，他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回到分局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然后是淡淡的橘红，像伤口结痂的颜色。孩子的父母在办手续，孩子被一个年轻女民警抱着，喂了热水。孩子终于哭出来了，不是大哭，而是细弱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像刚出生的小猫。那哭声撕扯着每个人的心。
刘局长走过来，拍拍叶葆启的肩：“叶记者，辛苦了。”局长的手很重，拍在肩上，能感觉到掌心的老茧。
“孩子……没事吧？”
“身体没大碍，就是吓着了。”刘局长说，“绑匪是个赌徒，欠了高利贷，狗急跳墙。已经审了，就一个人，没同伙。”
叶葆启松了口气。这时他才发现，防弹背心穿反了——硬邦邦的插板硌着胸口，怪不得一直不舒服。他想笑，却笑不出来。
摄影部记者看见了，笑：“葆启，你这背心穿的，真打起仗来，子弹从后面来怎么办？”
叶葆启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睛湿了。他抹了把脸，手背上都是灰，混着泪水，成了泥。
回到报社，已经早晨七点。孙荣显还在值班，见他们回来，赶紧问：“怎么样？”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像地图上纵横的河流。
“孩子救出来了，绑匪抓了。”叶葆启瘫在椅子上，身体像掏空了的麻袋，“我得写稿。”
“先睡会儿吧，眼睛都红了。”
“不，现在就写。”叶葆启打开稿纸，铺在桌上。纸是报社专用的稿纸，淡绿色格子，像囚禁思想的牢笼。“这事得让市民知道，知道警察的辛苦，知道孩子的无辜。”
他写得很慢，很认真。钢笔在纸上沙沙响，像春蚕食叶。他写绑匪的凶残，写父母的煎熬，写警察的果断，写最后团聚的泪水。没有渲染，没有煽情，只是平实地记录，但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蘸着夜露和冷汗。
写完，已经上午九点。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稿纸上，墨迹未干，闪着幽微的光。他趴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时是下午两点。脖子僵硬，胳膊麻木。稿子已经送审了，陈秉烛批了“发”，两个红字力透纸背。叶葆启看看表，该回家了。
骑车回家的路上，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街上人来人往，一切如常。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排着队，铲子刮在铁板上的声音刺啦刺啦响。孩子们在追逐嬉戏，笑声清脆。老人们坐在路边晒太阳，闭着眼睛，脸上的皱纹在光里舒展。
没有人知道，昨夜发生过什么。没有人知道，一个孩子差点回不了家，一对父母差点失去灵魂。
但这就是生活。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涌动。而记者，就是潜入水底的人，把那些暗流记录下来，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它们蒸发，或者结晶。
回到家，素琴正在洗衣服。大盆里堆着衣服，她挽着袖子，胳膊被冷水激得通红。见他回来，吓了一跳：“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她的声音里有真切的惊慌。
“昨晚没睡，跟了个绑架案。”
素琴手里的衣服掉盆里了，溅起水花：“绑架案？你……你没受伤吧？”她的眼睛睁大，瞳孔收缩，那是母亲和妻子本能的恐惧。
“没有，就是跟着，没上前。”叶葆启把事简单说了。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省略了很多细节：穿反的防弹背心，孩子空茫的眼睛，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有些东西，无法用语言承载。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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