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的黄昏，天空呈现出一种熟透了的柿子般的橙红色。叶葆启站在《内海都市报》五层红砖楼的窗前，看见西边天空裂开一道口子，光从那裂缝里倾泻而下，浇在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那些光是有重量的，他二十三年来看过无数次这样的黄昏，每一次都感觉光像麦粒般砸在肩上。
今天是他作为在编记者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七月一日，他将满六十周岁，正式退休。这个数字在他舌尖上滚动时，尝起来像一枚生锈的硬币。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他听见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同事们正在准备一场“突袭”。二十三年前，1992年那个雨夜，他抱着纸箱子忐忑地推开这扇门时，地板还是新漆的，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如今地板被无数双脚磨出了凹陷，那些凹陷里积淀着二十三年的灰尘、汗水和掉落的头发——他自己的头发，也从浓密乌黑变得稀疏花白。
下午四点半，门被推开了。
第一个进来的是陈秉烛，已经退休七年的老主任。陈秉烛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像一棵被岁月压弯的枣树。他的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但叶葆启看见他身后跟着一串影子——那些都是已故的、调离的、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老同事们的影子。魔幻的是，在黄昏的光线里，那些影子确实拉得很长，在绿色的水磨石地板上蠕动。
“葆启啊。”陈秉烛的声音像从一口深井里打捞上来的湿漉漉的石头。
接着涌进来一群人：现任群工部主任，一个四十出头、头顶已现荒原的男人；解平生，他的老搭档，右眼在1998年抗洪报道中被树枝戳伤，如今看人时总是斜着；曹东方，因报道化工厂污染被威胁，左耳听力只剩三成。
还有那些他带过的年轻人——如今也已不年轻了。他们的脸叠加在一起，像一本快速翻动的相册，叶葆启能在每张脸上看见自己曾经播下的种子：有人学会了他的追问方式，有人继承了他的书写习惯，有人连拿采访本的姿势都和他一模一样。
“光荣退休”的红色条幅被挂上墙壁时，叶葆启注意到条幅的右下角有一小块暗红色污渍，像凝固的血。1997年，也是这样的条幅，欢送老校对员王师傅时用的就是这一条。王师傅退休三个月后脑溢血去世，条幅被收回仓库，如今又拿了出来。这些物件比人活得长久，它们吸食着人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沉重。
陈秉烛第一个握住他的手。老人的手像枯树枝，却出奇地有力。“葆启，你这三十多年...”他顿了顿，眼里泛起浑浊的光，“你记得1994年冬天，咱们去采访矿井塌方吗？”
叶葆启当然记得。那时陈秉烛还是主任，他们坐了八小时拖拉机进山，又在雪地里徒步三小时。塌方的矿井像大地张开的黑色嘴巴，吞没了十七个矿工。家属的哭声在山谷里回荡，被风拉长、扭曲，变成非人非兽的哀嚎。他们采访到半夜，手冻得握不住笔，就用嘴里呵出的热气暖一暖，继续写。
“你写的稿子，”陈秉烛继续说，“让十七个家庭拿到了赔偿。有个寡妇后来给你寄了一袋核桃，记得吗？”
“记得。”叶葆启说。其实那袋核桃他并没有吃，分给了办公室的同事。但核桃壳在抽屉里放了很久，偶尔拉开抽屉，能闻到一股山野的气息。
现任主任送上鲜花和纪念品。鲜花是百合，香气浓郁得让人头晕。钢笔礼盒是檀木的，刻着“秉笔直书情系民生”八个字。叶葆启接过盒子时，感觉盒子在手中轻微搏动，像一颗小心脏。他打开一条缝，看见那支钢笔静静地躺着，笔尖闪着冷光——那是一支新笔，还不曾吃过墨水，不曾犁过纸张。
“谢谢。”他说。声音有些哽咽，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突然涌上来的疲惫——一种积攒了二十三年的疲惫，在这一刻决堤了。
解平生走过来拥抱他。这个独眼老伙计身上有股永远散不去的烟草味和旧纸张的气息。1998年长江抗洪，他们在溃堤处站了三十六个小时，解平生的右眼就是那时受的伤。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他只用脏袖子擦了一把，说：“妈的，这下看得更清楚了——用一只眼才能看见真相。”那是解平生说过的最像诗人的话。
曹东方拍他的肩，拍得很重。这个耳朵半聋的男人，如今说话必须很大声，像是要穿过一堵厚厚的墙才能让人听见。“老叶！以后钓鱼去！”他吼道。2005年，曹东方因为报道化工厂污染，接到匿名电话：“再写就让你全家喝污染水。”他没停笔，只是把妻儿送回了老家。报道发表后，工厂被关停，但曹东方的左耳在一个夜晚突然失去了大部分听力。医生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也可能是某种未知的毒素。曹东方自己说：“是那些被污染的水鬼捂住了我的耳朵。”
年轻人们围上来，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他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变成嗡嗡的合唱。叶葆启在这合唱中听见了自己二十三年前的声音——年轻、急切、充满确信。那个声音如今藏在他的喉咙深处，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蛋糕被推出来，上面插着“60”字样的蜡烛。烛光摇曳，在每个人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叶葆启看着那些阴影，突然想起自己报道过的一场火灾——1999年城南老街区失火，烧了十三户人家。他在现场看见一个老妇人对着废墟哭泣，她的脸在消防车旋转的红光中明明灭灭，像一幅破碎的油画。那一刻他明白了，记者的职责就是收集这些明明灭灭的脸，让它们不被遗忘。
吹灭蜡烛时，他许了一个愿：希望自己写过的那些故事，能像这些烛烟一样，升到某个地方，被储存起来。
欢送会结束，同事们陆续离开，留下他一个人整理物品。办公室突然空旷起来，但那些刚刚离去的人的气息还悬在半空，与灰尘共舞。黄昏的最后一道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光柱中无数尘埃旋转，像微型星系。
他的办公桌用了二十三年。木头是实木的，被岁月盘出了包浆，有些地方被胳膊磨得凹陷下去，正好契合他小臂的弧度。这桌子记得他的体温，记得他伏案写作时的每一次叹息、每一次兴奋的轻敲、每一次愤怒的捶打。
他开始整理抽屉。
第一个抽屉里是采访本。一本挨着一本，按年份排列，从1992年到2015年，二十多本。他抽出一本——1993年的，黑色硬皮，边角已经磨损。翻开，密密麻麻的字迹像蚂蚁军团，爬满每一页。
1993年4月12日，晴。采访城西棚户区拆迁户。李桂花，62岁，丈夫早逝，独子工伤瘫痪。拆迁补偿不够买新房，她说：“我就死在这里，让他们把我埋在这块砖下。”
他记得李桂花。干瘦的老太太，眼睛却亮得吓人。报道发表后，区里重新评估，提高了补偿。李桂花搬走前，托人给他带来一双纳好的鞋垫——粗布，针脚密实，绣着简单的花纹。他没舍得用，收了起来，后来不知所踪。但此刻，当他抚摸着采访本上那些字，鞋垫的触感突然从指尖传来：粗粝、温暖，带着老人手上的茧。
继续翻。
1997年6月30日，那一夜他写了五千字的特稿，写完时天已微亮。走出报社，晨光中的城市安静得像刚经历完一场分娩。他在早点摊喝了碗豆浆，卖豆浆的妇人哼着歌，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一刻，他前所未有地爱这座城市，爱它的肮脏与辉煌，爱它的眼泪与笑容。
采访本一本本翻开，字迹从青涩到成熟，从工整到潦草。有些页面有水渍——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分不清。有些页边有茶渍，有烟灰烫出的小洞。这些本子记录着城市的夜晚、百姓的呼声、突发的事件、远方的见闻。它们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无数个瞬间。
最厚的一本是2008年的。那一年有大悲大喜：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他在汶川待了二十八天，笔记本里夹着地震废墟的照片、失去亲人的灾民写下的字条、志愿者的联系方式。有一页上，他用红笔写着：“5月19日，全国哀悼日。下午2点28分，鸣笛声响起时，整个灾区的哭声像大地在呜咽。”
那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贴着奥运火炬在内海传递的照片。照片背面，他写了一行小字：“从废墟到火炬，这个民族在哭泣后依然能奔跑。”
他把采访本整齐地码进一个纸箱。纸箱很快满了，那些本子的重量超出了物理范畴——它们承载着二十三年的记忆，比铅还重。
第二个抽屉里是获奖证书和奖牌。他粗略数了数，一百五十多个。最早的市好新闻奖，证书纸张已经发黄，印章的颜色褪成了淡红。最近的是2014年新闻奖的奖牌，铜质，沉甸甸的。
他抚摸着那些烫金的字，突然笑起来。2001年，他因为揭露医疗黑幕的系列报道获得第一个国家级奖项。颁奖典礼在北京，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领奖台上手足无措。回程的火车上，他把奖牌放在小桌板上，看了整整一路。邻座的小孩问：“这是金牌吗？”他说：“不，这是责任。”
如今这些奖牌安静地躺在抽屉里，像冬眠的动物。他把它们放进另一个纸箱，动作很轻，生怕惊醒什么。
第三个抽屉里是读者来信。他保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用橡皮筋捆成几扎。最上面的一封，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模糊，但还能辨认出“甘肃”二字。
是郭熠轩的信。那个1996年因工受伤、求助无门的打工青年。叶葆启的报道让他拿到了赔偿，他送来锦旗，上面绣着“爱国主正义，为民解忧愁”。几年后，郭熠轩寄来这封信，报告近况：开了个小五金店，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念恩”。信的最后写道：“叶记者，您是我命里的贵人。我常跟儿子说，长大后要像您一样，帮需要帮助的人。”
叶葆启记得郭熠轩送锦旗那天的情景：年轻人羞涩地笑着，锦旗卷得不太整齐，露出一角红色。那面锦旗后来一直挂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如今已经褪色，红色变成了粉红，金字也不再耀眼。他小心地从墙上取下，锦旗的布料脆弱得几乎一碰就要碎掉。他仔细叠好，放进装信件的纸箱。
下一封信来自吴老师。1999年“螺壳镇小学”事件，危房教室在大雨中坍塌，三名学生受伤。吴老师为了保护学生，自己的腿被砸断。叶葆启的报道推动全市校舍安全大检查，吴老师也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她在信中说：“腿已经不太疼了，只是下雨天会酸麻。但我还在教书，换到了新校舍，明亮得很。孩子们的笑声是最好的止痛药。”
信里夹着一张照片：吴老师坐在轮椅上，被孩子们围着，所有人都笑得灿烂。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谢谢您让我们被看见。”
信件一封封整理，纸箱渐渐满起来。这些信件是有温度的，即使在空调房里，他也能感觉到它们散发出的微弱热量。那是人的温度，是感激、是信任、是倾诉的欲望。作为记者，他是一座桥，连接着个体的苦痛与公共的视野。这些信件证明，桥的那一头，确实有人走过来了。
桌角摆着全家福，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妻子素琴，头发还未全白，笑得温柔；儿子叶舟，那时刚结婚，西装笔挺；儿媳腼腆地笑着；还有刚满月的孙女笑笑，被素琴抱在怀里，一团粉嫩的肉。照片上的他自己，眼角已有深刻的皱纹，但眼神明亮，对未来仍有期待。
五年过去了。素琴的头发白了大半，叶舟当了父亲后稳重了许多，儿媳生了二胎，笑笑已经会上幼儿园、会画画、会搂着他的脖子说“爷爷我最爱你”。时间是一只贪婪的兽，吞食着青春，留下骨骼般坚硬的回忆。
最后，他拿起那支用了十五年的黑色钢笔。笔身已经被磨得光滑，镀层脱落处露出底下的铜色，像伤口结的痂。这支笔写过无数稿件：揭露黑暗的、颂扬光明的、记录平凡的、追问真相的。笔尖劈过叉，他用镊子小心修好；吸墨器老化，他换了新的；笔帽裂过缝，他用胶带缠好继续用。
此刻，钢笔静静地躺在掌心，他能感觉到它的“记忆”。那些被它书写过的文字，那些在深夜流淌的思绪，那些愤怒的颤抖和同情的叹息，都储存在这支笔的金属和塑料里。如果笔会说话，它会讲出多少故事？
他拧开笔身，看见墨囊里还有小半管蓝色墨水。二十三年来，他喝掉的墨水能装满一个浴缸吗？那些墨水变成文字，印在报纸上，被无数人阅读，然后报纸被用来包油条、垫桌脚、卖给收废品的，最终化为纸浆，轮回转世。文字不死，它们只是变换形态。
他将钢笔郑重地放进装采访本的箱子。当笔触碰到那些旧笔记本时，他几乎听见了一声叹息——不知是笔在叹，还是本子在叹。
整理完毕，两个纸箱：一个装满了“历史”（采访本、奖牌），一个装满了“情谊”（信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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