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开春，姚暹渠两岸的柳树又发了芽。
拴柱蹲在渠岸上洗脸。渠水比前些年了清亮了一些，不知道是哪来的水，大概是上游结了冰又化了，冲下来一股子新的。他把两只手伸进水里，拨拉了两下，水凉得刺骨，激得他指头上的裂口一阵发麻。自从下岗以后，他就没戴过手套，工地上发的那副线手套早磨烂了指头，他舍不得扔，补了补，冬天的时候还能顶一顶。
他直起腰来，用袖子抹了把脸。袖子上沾着一层灰白的粉面子，是今天早上扛水泥袋子蹭的。他给火车站后头一个建材店扛活，一袋水泥一百斤，从平板车上卸下来，码进仓库里，一袋给三毛。从早上六点干到晌午，他扛了六十袋，挣了十八块。仓库管事的看他干活实在，又塞给他两个硬面馍，用油纸包着，还温乎。
他把馍揣进棉袄内兜，贴着肚皮放着，当晌午饭。
渠岸上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从县城的方向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像是过年。拴柱朝着鞭炮声的方向望了一眼，只看见县城那边的天空上浮着一层淡淡的青烟，被风一吹，散了。
路人隔着渠喊他：拴柱！听说没？撤地设市了！运城以后是市了，不再是地区了！
拴柱脚下顿了顿。撤地设市。这四个字他听过，广播里一天到晚地念叨，报纸上也有。大概意思就是以前管着十几个县的运城地区，现在变成了运城市，归省里直接管，级别高了，待遇好了。那些词儿他不太懂，什么地级市、行政区划、升格——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朝着喊话的人点了点头，算是知道了。
他蹬上自行车往家走。车链子又松了，他拿根铁丝绑过几回，骑起来咣当咣当响，跟好多年前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一样。车轮子碾过渠岸上的土路，路上多了些新的痕迹——前几天来了一大批人，扛着仪器在渠边上又量又画，说是要修什么路。原来平平整整的土路被铧犁翻了一道沟，露出底下黄中带黑的生土。拴柱把车轮子往旁边让了让，没走那沟，怕颠。
路确实是变了。原先从县城回洼里村，除了这条沿着姚暹渠的土路，再没有别的道。现在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啥时候起，南边修了一条柏油马路，宽得能并排跑两辆大卡车。路两旁竖着一根一根的水泥杆子，上头拉着粗粗的黑线，听说是往村里通有线电视的。路边还砌了一排砖墙，灰扑扑的，墙头上插着碎玻璃，用水泥抹得歪歪扭扭。
拴柱听人说了，这路叫南环路。以前叫南环路还不通洼里村，只到郊区的张家上就拐了弯。现在好了，南环路往东一延伸，直接戳到了洼里村村口。村口那块地原来种着一片麦子，绿油油的，春天的时候能看好远。现在那片麦子地没了，盖起了一排门面房，铁皮顶的，卖五金、卖化肥、卖水管子、卖铝锅铝盆的都有。
有人跟拴柱说：这叫发展。你不懂。撤了地，设了市，以后这一片都要开发，你这房值钱了你知足吧。
拴柱没说话。他不懂什么开发不开发的，他只知道村口那片麦子地没了，以后他从县城回来，再见不着风吹麦浪了。
进了院子，他把自行车支好。院子里比以前乱了一些，墙根底下堆着邻居家的烂砖头、破瓦片——隔壁老陈家的院子拆了半边，说要扩建，砖头没地方搁，堆到拴柱这边来了。拴柱没拦，拦也没用。老陈家的女婿在县城招商局上班，自从撤地设市以后，说话声比从前更亮，鼻孔朝天。
娘坐在藤椅上晒太阳。藤椅是前年在县城废品站买的，三条腿，有一条腿用木棍绑着，坐上去吱呀吱呀响。娘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蒙着一层厚厚的翳，瞅人只瞅个影子。可她还能听得见，耳朵比眼睛灵。
柱，院里是谁？娘的声音哑哑的，像是从喉咙底下一层一层刮上来的。
我。拴柱应了一声，走过去，把早上挣的十八块钱掏出来，数了数，搁在藤椅的扶手上。娘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抓了两下，抓住了那沓钱。她的手瘦得像鸡爪子，皮紧巴巴地包在骨头上。她把攥在手里，没数，也没问多少钱。她知道数目不会多。
晌午，拴柱做了一锅面片子汤。面疙瘩是他早上从粮站赊的棒子面，混着一点白面，擀出来的面皮薄得像窗户纸。锅里没有油，只有一把盐，还有俩白菜帮子。他把汤端到娘跟前，娘的小手捧着碗，嘴唇贴着碗沿，呼噜呼噜地喝，喝得很急，像是怕凉了一样。
苗苗放学回来，背着一只帆布书包。那书包颜色褪成了灰白，拉链坏了半边，用别别针别着。她今年十二岁了，上初一。个子蹿了一头，快赶上了拴柱的肩膀。她身上的校服是浅蓝色的，洗得发了白，袖口上磨出了毛边，用细线密密匝匝地绕了一圈——自己缝的，针脚比雪梅当年还粗，可好歹没让它烂开。
爸。她进了院门，把书包放在磨盘上。校长说，下礼拜要收资料费，十二块。
拴柱正端着碗喝汤，汤勺在嘴边停了一下。十二块。他揣了揣兜，里头还有上午剩下的两块钱——十八块里头，娘的药抓了一副，花了十二块，剩下六块。他掏出那六块钱，摆在桌上，又从藤椅扶手上把那沓钱拿过来，数了数，一共二十四块。够了。
中。他说。给你留饭了，灶上。
苗苗低低应了一声，进了灶房。拴柱听着她在里头唏哩呼噜地吃，筷子碰着碗沿，叮叮当当。他坐在院子里的小马扎上，把手里的面汤喝完，碗底剩下几粒面疙瘩，他用手指头刮了刮，送进嘴里。
下午，拴柱去老南街送一袋白面。
这是秀莲托他捎的。秀莲在塬上的果园里出不来，央他进城的时候从老粮站买一袋白面送她二姨。秀莲的二姨住在老南街后头的一条巷子里，八十多了，一个人过。拴柱扛着那面袋子——五十斤，用一根麻绳捆了袋口——从城北走到城南，穿了大半条老南街。
老南街比几年前更破了。青石板路被来来往往的大卡车轧得坑坑洼洼，好几块石头裂了缝，缝里灌满了泥水。街面上的铺子少了好几家，原先卖布的那个大铺子上头贴着一张白纸，写着"关张大吉"四个墨字，门口堆着没卖完的剩货，用塑料布盖着。另一家卖烟酒糖茶的铺子门前停了一辆手推车，门上挂着一把锈锁，锁上已经结了蛛网。
老南街要在下个礼拜拆半边。拴柱听人说的。说是市里搞什么老城改造，要把这条街修成"民俗一条街"，卖旅游纪念品、卖本地小吃、卖游客需要的那些玩意儿。割了半边街面的铺子，说是要拓宽马路，以后过旅游大巴方便。
拴柱路过闻喜煮饼铺的时候，脚步慢了下来。
铺子还在。白底红字的招牌褪得更淡了，喜字的上半截几乎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歪歪扭扭的口子。铺子的门板比记忆中更窄了一扇，左边的墙皮被隔壁拆迁的气锤震掉了一大块，露出里头黄褐色的土坯。彩霞正站在门口择韭菜，两只手在韭菜捆子上翻腾，把烂叶子和黄根一根根地挑出来。
她看见拴柱了，抬起头，手在半空里停了一下。
送面？她问。
嗯。拴柱把肩膀上的面袋子往上颠了颠，麻绳勒得肩膀生疼。秀莲的二姨住后头。我以后可能……不常来城里了。
彩霞没问他为啥不常来。她只是低下头，继续择韭菜，手指在翠绿的韭菜叶子里穿梭。
街要拆了。她说。我这间屋子……在拆的那半边里头。下个月十五号之前得搬完。
拴柱站在那儿，抱着五十斤面粉，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问她搬到哪去，想说点安慰的话，可嗓子眼儿发紧，半天没吐出字来。
彩霞站起身，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张报纸，折成了四折，递给拴柱。拴柱把面袋子放在青石板上，腾出一只手来接。报纸上的铅字密密麻麻的，他认不全。可那几个大字他看懂了——老南街民俗改造工程拆迁补偿公告。
他数了数，总共补偿两千三百块。
彩霞接过报纸，叠好，揣回兜里。两千三。她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够在城边置一间瓦房。我算过了，差一半。
拴柱低下头。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头上裂着口子，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灰。他兜里只有二十四块钱。他想说"我给你凑点"，可那话说出来是空的。他凑不出来。
晌午过了，我先去送面。他说。
彩霞点点头，转过身进了铺子。她的背影比两年前更瘦了一些，蓝布围裙在腰上系了两圈，还是松垮垮地晃荡。
拴柱扛起面袋子，继续往前走。后头的巷子里飘出一股子饭香，是炒韭菜的味儿。他想起两年前那个风雪天，彩霞给他端出来的那碗面片。碗已经不在了，面片的热量也早散了。可那股子味道还留在记忆里——辣油的辣、葱花的绿、面条的筋道，在一个寒透了的冬日里，从嗓子口一直暖到胃里。
送完了面，拴柱没有去其他地方。他沿着南环路往回走，路过县城新盖的那一片广场。广场是撤地设市以后才开始修的，水泥铺的地面，平平整整的，中间砌了一个圆形的喷泉池子。池子里没有水，只有一些枯树叶和烟屁股。广场四周插着一圈彩旗，旗子是新的，红底儿黄字，写着"热烈庆祝运城撤地设市"。风一吹，旗子猎猎地响。
广场边上有一台很大的电子显示屏，黑塑料框子，屏幕一闪一闪的。拴柱路过的时候，屏幕上正在放新闻。播音员的声音板板正正的，说撤地设市以后，运城的发展将步入快车道，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人民生活水平将大幅提高。拴柱站在广场上，仰头看了一会儿。那屏幕太亮了，晃得他眼睛疼。他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他走到广场中央，发现那里搭了一个台子。台子是用钢管搭的，上头铺着红色的塑料地毯，地毯的边缘在风中翻卷着。台子上站着几个穿白衬衫的人，手里都拿着麦克风。他们正在彩排什么仪式——拴柱看出来是彩排，因为台下没有观众，只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台子旁边走来走去，手里端着茶杯。
鞭炮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有人从广场边上搬出来一箱鞭炮，用竹竿挑着，点着了，噼里啪啦地炸开。碎红纸在空气里头飞舞，像是一群红色的蝴蝶，落在水泥地上，落在拴柱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头发上。
拴柱站在原地，鞭炮的烟呛得他咳嗽了两声。他伸手在肩膀上掸了掸，把一片碎红纸拂到地上。那红纸在他脚边打了两个旋儿，停住了，被风吹着，贴着水泥地往前滑行。
他又咳嗽了两声，转过身，推着自行车走出广场，上了回洼里村的南环路。
柏油马路是新铺的，泛着一层黑亮的光，太阳照在上头，晃得人睁不开眼。路两旁的柳树是新栽的，手指头粗细，用三根木棍支着，树干上缠着一圈圈草绳。树坑里填满了新鲜的黄土，一看就知道是从别处拉过来的——这附近的麦子地没了，都被推平了，哪有土。
拴柱蹬着自行车往回走。车轮子碾过柏油路面，沙沙地响，比走在土路上静得多。他骑得很慢，两条腿沉得很。他今天扛了六十袋水泥，肩膀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可他不能不骑，天快黑了，娘还等着他回去做晚饭。
路过村口的时候，他看见一群人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站着。那棵老槐树去年被雷劈了半边，一半死了，一半还吊着几条枯枝。村民们围着树站着，仰着头往天上看。拴柱经过，也停下来看了一眼。
树上挂着两条横幅。一条是红的，写着"喜贺运城撤地设市"；另一条是白的，写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两条横幅挂在一根歪脖子树杈上，红布白布在风中飘，槐树的枯枝在它们后面戳着，像一把把干瘦的骨头。
姚三娘站在树下头，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棍。她看见拴柱了，朝他招了招手，嗓门还是那么亮：拴柱！回来了？瞧瞧，咱们以后也是市里人了！
拴柱低低应了一声，没下自行车。他仰头瞧了瞧那条横幅，又瞧了瞧姚三娘的脸。那张脸又老了，眼角的褶子深得像刀口，头发已经全白了，用一根黑色的网子兜在脑后。可她的腰杆还是挺直的，拐棍杵在地上，人站在拐棍旁边，像一面不会倒的旗。
三娘，拴柱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你搬到城里去不？
搬啥搬？姚三娘一摆手，像是要挥走一片苍蝇，我这间窑洞住了五十年，你叫我搬我就搬？不搬。市里人也好，村里人也罢，我都在这。天塌不了。
拴柱点了点头。他蹬上车，骑了两步，又停住，回头说了一句：三娘，我娘最近咳得厉害。你有空……帮我照看一下。
姚三娘在树下头哼了一声：还用你说？趔走你的。
拴柱回到家，日头已经落到了塬的后头。院子里浮着一层暗蓝色的光，像蒙着一块脏了的纱布。他把自行车支好，进了灶房，生火，舀水，和面。白面不够，往里搀了棒子面。他今天没从粮站赊到白面，腰里头的钱不够赊的。
点火的时候，他划了两根火柴都没划着。第三根总算着了，火苗蹿上来，舔着锅底。他把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坐在灶膛前头拉风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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