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的西行，叶葆启的采访本已蜷曲如沙漠中的蜥蜴皮，边角被风沙磨出了毛边。当采访组再次踏入甘肃地界时，他莫名觉得，脚下这条被称作“河西走廊”的路，正在呼吸。
敦煌的黄昏来得迟缓，太阳悬在鸣沙山上，像一枚熟透却不肯坠落的杏子。叶葆启避开游客，独自站在莫高窟九层楼前。风穿过檐角铁马，叮当声里，他分明听见了别的声音——是画笔在岩壁上摩擦的沙沙声，是千年以前画匠们压低嗓门的交谈。
“老师，您看这飞天飘带的弧度……”
“再柔些，要让人觉着不是画出来的，是她自己正要飞走。”
叶葆启猛地回头。月光下，洞窟前只有他自己的影子被拉得细长。可当他举起相机，取景框里却闪过一抹赭石色的衣角——那颜色，与第257窟《鹿王本生图》里的颜料一模一样。
第二天拜访敦煌研究院，他见到了研究员刘怀远。这个五十多岁的学者手指关节粗大，掌心有长期握笔留下的茧子，可触碰显示器时却轻盈得像抚摸婴儿。
“数字存档不是万能的，”刘怀远说，声音低沉，“它能留下每一道笔触的宽度，甚至颜料剥落的轨迹，但留不住……”
“留不住什么？”
“留不住画这幅画的人，手腕转动时的呼吸频率。”刘怀远的眼睛在镜片后闪烁，“你看这幅《观无量寿经变》，西方净土世界楼阁重重。可如果你贴近了看——当然，现在不让贴近了——你会看见画匠在画檐角时，手抖了一下。”
刘怀远放大数字图像。果然，一处极细微的毛边。
“那一抖，可能是洞外突然起了风沙，可能是他想起家中生病的孩子，也可能是他画了太久，手腕实在酸了。”刘怀远关掉屏幕，“这些，数据记不下来。”
当晚，叶葆启在宾馆整理笔记时睡着了。梦里，他走进一个未曾开放的洞窟。壁画上的供养人正从墙上走下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个头戴幞头的唐代商人对他拱手：“记者先生，可否借支笔？我的账本还差几笔没记完。”
叶葆启惊醒，发现手中的钢笔不见了。而在采访本最新一页，多了一行小楷记录的丝绸与香料价格：“上等蜀锦，河西换胡椒三斛；波斯银瓶，值好马一匹。”
嘉峪关的城墙在正午的烈日下蒸腾着，砖缝里渗出盐白的汗渍。叶葆启用手触摸墙砖，感到指尖下传来有节奏的搏动——像是千万颗心脏在石头深处跳动。
关城下，酒泉钢铁厂的烟囱正喷吐着灰白色的云。采访组走进厂区，热浪裹挟着铁锈味扑面而来。在轧钢车间，叶葆启见到了张建设。这个七十八岁的东北老汉，皮肤是长期炙烤后的古铜色，右耳失聪——那是1958年高炉点火时震坏的。
“那时这里什么都没有，”张建设说话时，假牙在嘴里轻轻打颤，“只有戈壁，风像刀子。我们一百多个东北小伙子，下了火车，脚踩在沙子上，软的，像踩在棉花上。”
他领着叶葆启走到一台已退役的初轧机前，机器静静趴着，像一头死去的钢铁巨兽。老人突然俯身，把耳朵贴在冰冷的机架上。
“你听。”
叶葆启学着他的样子俯身。起初只有一片寂静，渐渐地，他听见了——机器的轰鸣早已停止，可金属深处，还回荡着当年操作工人的号子声：“嘿——哟！推——哟！轧——哟！”
“每个在这干过活的，都留下了一点魂儿在这里。”张建设直起身，眼睛湿润，“我儿子，我孙子，都在这厂里。去年孙子搞自动化改造，把这老伙计淘汰了。我骂了他三天，可心里明白，时代总要往前走。”
黄昏时分，叶葆启登上嘉峪关城楼。西风烈，旌旗猎猎。他看见张建设独自站在远处的戈壁滩上，面对夕阳，身形佝偻如问号。突然，老人的身影模糊了——不，是真的在模糊，像是融化在暮色里。而在老人站立的地方，叶葆启透过相机长焦镜头，看见了一队虚幻的影子：戴安全帽的、扛测量仪的、推着小车的……一个个半透明的身影，正从戈壁深处走来，走进那已亮起灯火的现代化厂区。
那是六十年来所有建设者的魂灵，夜夜归来，巡视他们用青春浇筑的钢铁之城。
张掖丹霞在雨中呈现出诡异的光泽。雨水顺着彩色山脊流淌，将赭红、鹅黄、黛青晕染开来，整片山峦像一块刚从染缸取出的巨幅绸缎，还在滴滴答答淌着彩色的血。
地质研究员韩旭递给叶葆启一块石头：“看看，像什么？”
那是一块剖面呈螺旋状的石英岩，纹理让人眩晕。“像……时间的漩涡？”
“像地球的伤口结了痂，又被撕开。”韩旭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这里原本是湖泊，恐龙在这里喝水。后来地壳隆起，湖水干了，沉积物里的铁、锰、各种矿物氧化，才染出这些颜色。”
他们沿着木栈道行走。游客的喧哗被雨声过滤，世界只剩下色彩流动的声音。在一处名为“神龙戏火”的景观前，韩旭突然停步。
“你看那个凹陷。”
叶葆启看去，那是一处碗状的红色岩洼。
“每年七月十五，如果月亮正好在那个位置，”韩旭指着天空，“月光会灌满那个凹陷。当地人说，那时候能听见古湖波浪的声音，还有岸边的兽吼。”
“你听到过吗？”
韩旭沉默良久：“听到过一次。不是兽吼，是婴儿的哭声。很轻，但确实有。”他转头看叶葆启，“你知道吗？这片丹霞每年都在‘生长’，风吹雨打，反而让颜色更鲜艳。可人的脚踩上去，一道脚印要四十年才能复原。”
当晚在保护站，叶葆启梦见自己变小了，站在丹霞的山脊上。脚下的岩石不是岩石，是凝固的时间层：最上面是昨天的风沙，往下是去年游客掉落的帽子的纤维，再往下是民国时期牧羊人留下的羊粪化石，再再往下，是侏罗纪某只剑龙踩过的泥泞，它的脚印里有三株蕨类植物的孢子，正准备在下一个雨季萌发。
他醒来，窗外晨曦初露。丹霞在晨光中苏醒了，每一道山褶都在伸展腰肢。远处传来韩旭和护林员的对话：
“昨晚北坡有块石头松了。”
“得去看看，别伤了‘皮肤的毛细血管’。”
他们不说“岩体”，说“皮肤”；不说“侵蚀”，说“伤口愈合”。叶葆启忽然明白，在这群人眼中，这片土地是活着的、会呼吸的巨人。
武威的枸杞田在八月红得刺眼。一排排植株在烈日下挺立，果实密密麻麻，像无数颗微型心脏悬挂枝头。
种植大户景学峰的手是一本地图——掌纹是干涸的河床，茧子是沙丘的等高线，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红土。他递给叶葆启一把枸杞：“尝尝，这是沙子变的糖。”
果实入口，先甜后苦，最后是漫长的回甘。
“三十年前，这里，”景学峰用脚画了个圈，“站着能看见地平线，因为什么都没有。风大的时候，沙子像水一样从门槛上漫进来。我婆娘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不是做饭，是用铁锨铲门口的沙。”
他领着叶葆启参观滴灌系统。黑色细管如血管网络，深入每株植物的根部。“以前浇地是大水漫灌，一半水蒸发了。现在，”他拧开一个阀门，水珠精准滴落，“每一滴都喝到根上。”
最震撼的是苗圃。成千上万的枸杞幼苗在营养钵中排列整齐，嫩绿的叶子还带着绒毛。景学峰抚摸叶片，动作温柔得像抚摸婴儿的脸颊。
“每株苗，我都给它们起名字。”他指着一排苗，“这排叫‘长征’，因为它们要种到最远的沙丘那边去。那排叫‘红妆’，是女儿负责的，她说枸杞红了像女子点胭脂。”
黄昏，叶葆启跟随景学峰巡视新开垦的沙地。在田埂边，老汉突然蹲下，扒开一层沙土：“你看。”
沙土下，露出半截破碎的陶罐，花纹古朴。
“常挖到这些，”景学峰说，“汉代的陶，唐代的瓷，有时还有铜钱。我收着，等我那在兰州读考古的孙子回来研究。”他望着无边的红色田野，“你说怪不怪？几千年前，这里可能就是农田。后来沙来了，田没了。现在沙退了，田又回来了。地是有记忆的。”
夜幕降临，枸杞田里亮起驱虫的紫色灯光。叶葆启独自在田埂上行走，恍惚间看见每一株枸杞都在发光——不是灯光反射，是果实自身发出温润的红光，像大地上浮起无数盏小灯笼。风过处，枝叶摇曳，那些光点便流动起来，汇成一条发光的河流，向着沙漠深处蜿蜒而去。
那是这片土地失而复得的、绿色的血液。
金昌让叶葆启做了三天怪梦。
第一天，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巨大的镍矿坑。坑壁不是岩石，是层层叠叠的硬币——开元通宝、光绪元宝、袁大头、人民币硬币……所有含镍的货币都在这里。它们互相摩擦，发出金属的耳鸣。
第二天，他梦见城市地下是空的，无数银白色的树根在黑暗中生长。根须穿透岩层，吸收地心的热度，然后将镍元素输送到地表。工厂的烟囱其实是树干，产品是结出的银色果实。
第三天，他梦见自己在矿山公园遇到一个穿工装的老矿工。老人不说话，只是摊开手掌，掌心里躺着一块未经提炼的镍矿石，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
“这颜色，”老人终于开口，“像不像夜空中最暗处的那片蓝？”
现实中的金昌确实在进行一场蜕变。叶葆启参观的尾矿库已改造成人工湿地，芦苇丛中游着野鸭。曾经的排渣场现在是光伏电站，黑色太阳能板像巨大的棋盘，吸收着河西走廊永不枯竭的阳光。
最神奇的是“镍都记忆馆”。那里陈列的不是矿石标本，而是矿工的生活物件：一只饭盒，盒盖上有三十年前妻子绣的鸳鸯；一本工作笔记，记录着每次爆破的当量和效果；一沓家书，开头总是“吾妻见字如面”，结尾总是“矿上一切安好，勿念”。
馆长是个退休工程师，他说：“镍的原子序数是28，原子量58.69。这些数字冷冰冰。可我们要记住的，是二十八岁下井的小伙子，是干了五十八年矿工的老师傅，是六十九岁还在为矿区绿化奔波的老书记。”
叶葆启在报道中写下：“资源会枯竭，但人的故事不会。当最后一个矿井关闭时，这座城市不会死去，因为它的灵魂早已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在每片绿叶里，在每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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