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过后，天忽然就热了。不是循序渐进的热，是一夜之间翻了脸——前一日还穿着夹袄在廊下翻账本，后一日便要打扇。甬道上的青砖被日头晒得发烫，到了傍晚还散着余温，脚踩上去能感觉到那股热气隔着薄薄的绣鞋底往上蒸，从脚心一路攀到小腿，整个人像是站在一块烧温了的铁板上。
栀子花又开了，白花花的一片，肥厚的花瓣挤挤挨挨地缀在深绿的枝叶间，香气浓得几乎有了重量，压在人身上黏腻腻的，挥之不去。
这是沈府后宅最长的季节。日头从卯时便开始毒辣，直到酉时还赖在西墙头上不肯下去，把飞花阁的攒尖顶晒得泛出一层白蒙蒙的光。日子被拉得很长很长，长到每一件日常都像是浸了水的棉絮，又慢又沉——请安慢，抄经慢，连挽翠替我梳头时象牙梳拉过发丝的动作都比平时慢了半拍。蝉还没有开始叫，但空气里已经有了那种属于盛夏的、蠢蠢欲动的闷。
苏荷进府已经快三个月了。
她渐渐适应了大丫鬟的生活。说是适应，其实更像是在不断地试探——试探这座宅子的边界，试探我的底线，也试探她自己的能力。她学会了在请安时把茶盏端得分毫不差，学会了在吴嬷嬷跟前低着头回话时嘴角不露出任何破绽，学会了用针线缝出和府里丫鬟别无二致的针脚，也学会了在太太偶尔传她问话时把声音里的锋芒全部收敛成温驯的低眉顺眼。可她也学会了一些不该学的东西：在巡夜婆子换班的间隙里多走一条甬道，在整理旧衣裳时偷偷翻看内衬里的夹层，在替我送茶时用眼睛飞快地扫一遍我桌上摊开的账册。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她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她的确隐藏得很好——除了对我。
我在这个副本里待了太久，久到能闻出一个人身上好奇心的味道。她的好奇心不像何淑那样咄咄逼人，何淑的好奇心是一把出鞘的刀，走到哪里都泛着冷光。苏荷的好奇心是一锅文火慢炖的汤，火候不大，水面波澜不兴，可锅底的炭火从没熄过。她每夜多走一条甬道、多翻一件旧衣裳、多扫一行账册，都是在往那锅汤里加料。汤还没沸，但锅底已经冒泡了——偶尔她抬头看我的时候，我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些细小的气泡正从瞳孔深处往上翻。
而我在等它沸。
芒种过后，府里开始裁夏衣。
这本是每年都有的常例——各院的女眷按例分两套新衣裳，大丫鬟一套，粗使婆子们改旧衣。六月间的裁缝是最忙的，针线房的织机从早响到晚，天井里的竹竿上永远晾着新浆洗好的布匹，风一过便猎猎地响，像许多面没有旗杆的旗。可今年与往年不同。周家的亲事已经定下了。
婚期是七月初八。聘礼是芒种前送来的，摆满了荣寿堂的东厢房。红缎扎的礼盒摞了半墙高，盒面上描金的双喜字在日光下亮得晃眼。最上头摆着一对金打的并蒂莲花，花瓣薄得像蝉翼，花蕊上缀着细如发丝的金丝，在日光下颤巍巍地晃。太太拄着拐杖一样一样验过，手指从每一匹绸缎上抚过去，脸上的笑容比这个夏天所有的栀子花开在一起还要灿烂。
我站在那些红彤彤的聘礼中间，却想起另一件事：周三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来自太太嘴里那个“老实本分、不嫖不赌”的模糊轮廓。他喜欢吃什么，说话是什么声气，笑起来眼角有没有细纹——我一无所知。而这个我一无所知的人，将在两个月后成为我的丈夫，将在我未来所有的时间里占据一个叫作“夫君”的位置。
这桩婚事，是沈家和周家的契约。我不过是契约上的一枚红印——盖在纸上的时候是鲜红的，干了以后便是一小片暗褐色的痕，和契书上那些褪色的朱砂印子没有什么两样。
我面无表情地看完了聘礼，回到自己院子里。画眉在笼子里叫了一声，很轻，像是试探。我转头看向窗前那盆兰花——不是我养的，是苏荷上个月搬来的，说是怕我屋里闷，添点绿意。她每隔两天来浇一次水，从不多浇，也从不少浇，手指伸进土里试过干湿才动手。我问她怎么知道分寸，她说“盆底的孔会告诉我”。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裁夏衣的事年年都由吴嬷嬷督办，今年太太说，让大姑娘学着理家。她是笑着说的，语气和在花朝宴上赏了我一碟枣泥糕时一模一样柔和，可那柔和底下掖着的东西我很清楚——她要看着我。看我怎么用人，怎么分派，怎么在针线布匹和尺码单子之间露出破绽。
于是这桩差事便落到了我头上。赵嬷嬷送来各院的尺码单子时，我正在窗前翻一本旧账册。夏日的午后静得只剩下蝉也不肯叫的空寂，日光从竹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青砖地上烙下一道道细长的光斑。赵嬷嬷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说着今年要裁多少套衣裳、用多少匹料子，又抱怨今年新进的料子不如往年的细软，颜色也暗了一个色号，指腹在布面上搓来搓去，搓出一片细密的沙沙声。
她说着说着，忽然把目光投向了坐在我对面理账的苏荷。那目光从我的脸上滑过去，像一把量尺从布头这端推到那端，把苏荷从头到脚丈量了一遍。“你这丫头，这段日子倒是长进了，”她上下打量着，嘴边的笑纹堆得很深，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只是怎么老跟在姑娘身边转？针线房那边的夏衣裁不过来，正缺人手。明儿个你也过去帮两天忙。”
苏荷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目光转向我。她的眼神很平，没有慌张，没有抗拒，甚至没有征询的意思——只是平平静静地看着我，手里还拈着那支记账的毛笔。她在等我的指示，并且对我接下去的任何一个决定都不会表现出意外。
“让她去吧，”我放下账册，声气随意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正好学学怎么裁衣裳。”
苏荷垂下眼皮应了声是。那声“是”答得极稳，稳到赵嬷嬷听不出任何情绪——既没有被调离的委屈，也没有被重用的雀跃，只是一个丫鬟在接一份再寻常不过的差事。
赵嬷嬷满意地点点头，转身走了。她走出月洞门时裙摆甩得很开，步子比来时快了半拍，显然是要赶着去回话。等她走得远了，苏荷才把账册合上，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量说：“姑娘，赵嬷嬷这是要把我调开。”
“你倒是看得明白。”我继续翻着账册，目光落在一行陈年的赊欠记录上，手指无意识地描着那些褪色的字迹，“她不是在调你。她和灶房的鲁嬷嬷都在查那些新添的典册和散碎药材去了哪里——太太的试探快要收网了。把你暂时放进针线房，正好看一看你和我之间，到底连着多少根线。你出了这个院子，她们才能看清你平时替我做的都是什么事，替你撑腰的人又是谁。”
苏荷把账册搁在案上，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那就让她看。奴婢的线都是缝在明面上的。”
我抬眼看了她一下。她的脸在栀子花影里显得格外冷静，耳后有一颗小小的朱砂痣，被日头晒得发红。这颗痣从前被碎发挡着，大概只有当她真正专注时才会露出来——在佛堂抄经时露过一回，在退步翻旧账时露过一回，在月下喝酒时露过一回。她今天没遮。也许是她忘了，也许是她觉得在我面前不需要再遮。
我重新低下头，把账册翻过一页。
苏荷在针线房里待了足足五天。那五天里她一句话也没有往我院子里递，连挽翠去针线房送绿豆汤时她都是客客气气地道了谢便继续低头做活，多余的一个字都不说。回来后只字不提自己经手的绣活——不提裁了几件衣裳、缝了几条滚边、被谁夸了又被谁刁难了——只是从袖口取下一枚别针，把一张对折整齐的短笺搁在我手边。
上面没有抬头，没有称谓，字迹极淡，用的是削得极细的眉黛笔。她借量尺码的机会量遍了后罩房所有还在住人的房间，把每一间的空床数、窗与门的朝向、与后墙之间的步数全部编了号，连周婆子门房后面那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小隔间都没漏掉。
我当着她的面把那张纸烧了。烛火舔上来的一瞬间，纸面上的眉黛字迹被火光映成了暗金色，然后蜷起来，变黑，碎成灰，落在铜盆里。灰烬在盆底积了薄薄一层，像一小片被烧焦了的地图。我在烛火旁边把两个被烧掉的床号——那是两个她漏过的、曾在三年前住过林氏的空房——用手指在灰烬里划了出来。她看到了，什么也没问，只是从针线盒里拣了一根新针递给我，顺手把我手边那截用短了的线头接过去绕在了自己的顶针上。
赵嬷嬷来回复差事时，笑眯眯地夸苏荷手脚勤快，做得又快又好，还特意说了句：“大姑娘身边真是出人才。”她说这话时眼睛眯成一条缝，两片薄薄的嘴唇抿得像一枚合拢的蚌壳，目光从我的脸上一寸一寸地刮过去，打量着我的反应。我笑了笑，把茶盏端起来抿了一口，说我的人自然要用心调教。这句“我的人”是故意说给她听的。她回去禀报太太时，太太大约会仔细咀嚼这三个字的分量——是护短，是宣示，还是别的什么。
夏至那天，府里按例要喝绿豆汤、挂艾草、吃夏至面。灶房从天不亮就忙活起来，鲁嬷嬷领着一群小丫头在灶台前团团转，大铁锅里的水滚得咕嘟咕嘟响，白色的蒸汽从灶间涌出来，把整条甬道都罩在一层湿热的白雾里。
我去灶房巡视时，看见苏荷蹲在后门口，正帮着一个小丫头剥蒜。她把剥好的蒜瓣放在粗瓷碗里，白生生的蒜瓣在碗底积了一小层，蒜皮被她归拢在手边的一张旧报纸上，归拢得整整齐齐，像一小叠半透明的碎绢。
那小丫头是上个月新来的，才十二岁，瘦得像根豆芽菜，手腕细得一掐就能断。她的手指太小，蒜瓣捏不稳，剥两瓣就要滑掉一瓣，剥两瓣就要停下来揉眼睛——是蒜汁辣着了，也是哭过。她的眼角红红的，眼皮肿得发亮。苏荷没有说话，只是把自己剥好的蒜瓣多放了两瓣在她的碗里。就这么一个小动作。
我站在甬道拐角处，没有走过去。
下午最热的时辰，我在窗前打扇，让挽翠把多余的绿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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