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翻到1987年春末，悠悠五岁了。
弄堂里同龄的孩子，早已在幼儿园的滑梯和积木间摸爬滚打了两年，好些个脸颊都晒成健康的小麦色，叽叽喳喳像一群归巢的麻雀。悠悠的脸蛋依旧是过分的圆润白皙，那是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留下的痕迹，像一朵在室内精心养护、却缺乏风吹日晒的苍白的花。她几乎没有离开过俞阿姨家那个被仔细消毒过的、铺着塑料布的小方桌，或者自家二楼那间朝南的、永远弥漫着中药味的小房间。集体生活，对她而言，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
每每西贝看到女儿抱着膝盖，独自坐在二楼自家纱门后的小板凳上，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楼下弄堂口，等待她那辆“二八大杠”熟悉的铃声——那是她一天中最安稳的期待时刻——心里那根弦，又绷紧了。小学，近在眼前。一个完全陌生、规矩更多、孩子更多、也更容易交叉感染的环境。悠悠这孱弱的身板和几乎为零的社交经验，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西贝坚定对自己说。她必须让悠悠“断奶”，从俞阿姨全方位庇护的“无菌舱”里，试着走进真实、嘈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孩童世界。
家门口就有一所区级幼儿园，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围墙上画着色彩有些剥落的向日葵和熊猫。西贝带着悠悠，忐忑地敲开了园长办公室的门。园长是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女士，姓周，面容严肃，但听西贝相对严肃与恳切地讲完悠悠的病情、俞阿姨的看护、以及她对女儿未来上学的忧虑后，镜片后的目光柔和了下来。
“小囡不容易，你这个做妈妈的，更不容易。”周园长轻轻拍了拍西贝的手背，那手干燥而温暖，“插班到中班吧。我们园有保健老师，每天晨检，发现问题及时隔离。你多跟老师沟通孩子的情况，我们共同想办法，让孩子慢慢适应。”
就这样，五岁的悠悠，跳过小班，直接成了中三班的插班生。离开俞阿姨家的那天早上，俞阿姨给悠悠穿上了最精神的一套衣服——白衬衫，背带灯芯绒裤，小皮鞋擦得锃亮，“三七开”的小分头抹了点发蜡，梳得一丝不苟。俞阿姨眼圈有点红，拉着悠悠的小胖手，反复叮嘱：“悠悠乖，到幼儿园听老师话，勿要乱跑，勿要脱衣裳，出汗了叫老师擦……”
悠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紧紧攥着西贝的衣角。走进幼儿园大门，看到满院子奔跑尖叫、面孔陌生的孩子，她脚步立刻黏在了地上，仰起小脸，眼眶迅速蓄满泪水，嘴巴瘪了又瘪，最终没敢大声哭出来，只是无声地往下掉金豆豆。
“妈妈下班早点来接我。”她带着浓重鼻音，抽抽噎噎地重复着这句从俞阿姨家练熟了的台词，小手拽着西贝的裤管，指节都捏白了。
西贝心像被钝刀子割，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女儿，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药味和宝宝霜的香气：“悠悠最勇敢了。妈妈一下班就来，第一个来接你。你看，这里有滑梯，有木马，还有好多小朋友……”
老师——一位圆圆脸、笑眯眯的年轻姑娘姓李——适时走过来，轻轻牵过悠悠另一只手：“悠悠小朋友，来，李老师带你去看看我们班的小金鱼，好不好呀？”
悠悠被新环境和老师温柔的声音吸引，眼泪暂时止住，一步三回头地被李老师牵走了。西贝站在幼儿园锈迹斑斑的铁门外，看着女儿小小的、穿着背带裤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很久都没挪动脚步。那感觉，比当年送她去俞阿姨家更甚，像是亲手把一只精心豢养在温室的、羽毛未丰的雏鸟，推向了风雨未知的户外。
幼儿园的生活，对悠悠来说，新鲜又充满挑战。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是雷打不动的晨检时间。保健室的吴老师，一位四十多岁、面孔严肃的阿姨，会戴着白帽子、白口罩，坐在幼儿园门口一张旧办公桌后面。桌子上放着体温计（还是老式水银的，插在盛着酒精的陶瓷广口瓶里）、压舌板、手电筒，和一个记录本。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一个一个上前。
“一摸。”吴老师干燥温暖的手掌会先探一下孩子的额头。有一次，摸到一个叫小军男孩的额头有点烫，吴老师立刻皱起眉，拿出体温计甩了甩，让他夹在腋下。五分钟后一看，三十八度五。“发烧了，打电话叫你妈妈来接回去看看。”小军瘪着嘴被带到一边等着，他妈妈很快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赶来，一边跟老师道歉，一边数落儿子：“叫侬夜里头勿要踢被子！勿听话！”
“二看。”吴老师会仔细看孩子的脸色、眼睛、喉咙。有次发现一个叫玲玲的小女孩眼睛发红，分泌物多，轻轻翻开下眼睑一看，结膜充血。“眼睛红，有点发炎，像结膜炎，有传染性，先回家休息，好了再来。”玲玲也被“请”出了队伍。
“三问。”吴老师会问送孩子的家长：“昨天夜里睡得好伐？吃饭哪能？大便正常伐？”家长大多配合，七嘴八舌地汇报：“夜里有点咳嗽。”“吃了两碗饭！”“大便蛮好。”轮到西贝，她总是格外紧张，事无巨细：“吴老师，我们悠悠昨天夜里呼吸有点粗，但没咳醒。早饭吃了一个小馒头，半碗粥。大便……有点干。”吴老师会多看悠悠两眼，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一笔。
“四查。”这是悠悠最喜欢的环节之一。吴老师会检查孩子们的手指甲剪了没有（指甲缝里不能有黑泥），胸前有没有别上干净的小手帕（用来擦汗擦鼻涕）。还会摸摸口袋，看看有没有带危险的小东西。有个叫皮大王的小男孩，有一次口袋里藏了颗从工地上捡来的生锈小钉子，被吴老师摸出来，严肃批评了一通，还让他第二天请家长来。
至于零食，更是检查重点。那个年代，孩子们偶尔会从家里带点糖果、饼干。吴老师会特别留意，防止有孩子带容易导致过敏或危险的食物。有一次，一个孩子偷偷带了自家炒的蚕豆，被吴老师发现没收了，并告诫所有小朋友：“蚕豆硬，小囡吃容易噎到，勿好带到幼儿园来！”
对悠悠来说，晨检像一道安全又略带仪式感的门槛。吴老师虽然严肃，但检查得很仔细。别的小朋友被“捉”出发烧、红眼睛，她隐约觉得，这是在保护大家，包括她自己。她别在胸前的小手帕，是妈妈用零头布缝的，印着小鸭子图案，她很喜欢。
而且每天都会有小红花或者红五星发送给表现好的小朋友，悠悠特别重视，每次都尽量保持最好的状态，不吵不闹的，但就算上幼儿园也是经常请假看病，所以悠悠的小红花红五星的数量少得可怜。
然而，融入集体，远比通过晨检困难。
中班的孩子已经有了固定的小团体。悠悠这个插班生，像个误入别人家客厅的陌生客人，茫然无措。自由活动时，孩子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过家家、搭积木、玩“老狼老狼几点钟”，“大家都是木头人”。悠悠通常是那个独自滑滑梯的人，一遍，两遍，三遍……滑下来，再默默爬上去。或者，一个人坐在角落的“娃娃家”，摆弄那套塑料锅碗瓢盆，给不会说话的布娃娃“喂饭”，小声地自言自语。
老师组织集体游戏，比如“丢手绢”、“抢椅子”，悠悠总是慢半拍，或者怯生生地不敢去抢。她不知道该怎么加入那些已经熟络的、笑声清脆的圈子。她隔三差五的请假，更让她像个“局外人”。有时病一星期，再回来，发现大家又学会了新儿歌，有了新的游戏，她更跟不上节奏了。
李老师找西贝谈过几次。“悠悠吃饭不用操心，总是第一个吃完，添饭也积极。就是……太安静了，有点不太合群。”李老师斟酌着用词，“小朋友邀请她一起玩，她总是摇头，或者躲开。发点心的时候，别的小朋友抢着要，她就安静地坐在自己小椅子上，等着老师发给她。”
西贝心里发苦。她知道原因。悠悠的“独立”，是被迫的。她的“安静”，是因为对陌生环境和人群的畏惧，也是因为体弱，没有那么多精力体力去疯跑玩闹。而点心……幼儿园偶尔会发动物饼干、华夫饼干，夏天甚至会发冰砖或橘子水。但这些东西，对悠悠而言几乎是“禁忌”。甜食，又或者冷饮是绝对禁止的，怕刺激气道。哪怕是一瓶普通的橘子味汽水，西贝也要拿回家，倒在奶锅里煮温了，才能给悠悠喝几口。看着别的小朋友舔着冰砖，吸着橘子水，悠悠的眼睛会一直跟着看，然后默默地低下头，小口小口喝自己保温杯里的温开水。
悠悠也曾努力过。有一次“娃娃家”游戏，几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家庭”，有“爸爸”、“妈妈”、“宝宝”，还有“客人”。悠悠鼓起勇气，没有去拿她那套熟悉的“菜市场”玩具，而是慢慢挪到那个“家”的“门口”，小手捏着衣角，小声问：“我……我可以进来玩吗？”
扮演“妈妈”的小女孩看了她一眼，脆生生地说：“可以啊，你就当我们家客人吧，不过我们家客人太多了！你可以先出去逛一圈再来，或者先做卖菜的吧！”
旁边一个扮演“邻居阿姨”的小女孩也说：“对呀对呀，侬否是喜欢一个人卖菜吗？”
悠悠怔住了，小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眼睛里迅速蒙上一层水雾。她转过身，默默地走回那个放满塑料蔬菜和水果的“菜市场”玩具架后面，拿起一个塑料茄子，小声地、机械地重复着：“卖菜咯……新鲜的茄子……西红柿……”
那天的游戏时间格外漫长。悠悠就那样一个人待在“菜市场”里，直到老师宣布游戏结束。她没有哭，只是收拾玩具时，动作格外慢，格外用力，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都按进那些塑料玩具里。
相比悠悠在幼儿园的艰难“融入”，另一头的永嘉路，则是另一番景象。
西敏的女儿璐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继承了母亲姣好容貌和父亲些许艺术细胞，璐璐出落得伶俐可爱，尤其是一双大眼睛，看人时滴溜溜转，透着机灵。西敏不知托了多少关系，花了多少钱，给女儿报了少年宫的电子琴班。璐璐也争气，手指灵巧，乐感不错，去年参加市里少儿电子琴比赛，拿了个三等奖，还上了电视节目。
这可把西敏乐坏了。奖状被她用最精致的玻璃相框裱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逢人便说，嗓门能穿透整条弄堂：
“阿拉璐璐呀，随我，有艺术细胞！老师讲伊是棵好苗子，手指长，乐感灵！这次比赛，评委老师都表扬伊！将来啊，肯定是要进音乐学院，当钢琴家，当明星的！”
她拉着璐璐，逼着她在客人面前表演。璐璐倒也大方，穿着漂亮的泡泡袖连衣裙，坐在那台珍贵的“卡西欧”电子琴前，弹奏《献给爱丽丝》或《少女的祈祷》。琴声说不上多精妙，但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普通家庭，这已是了不得的“高雅艺术”。邻居们捧场地鼓掌，夸璐璐聪明漂亮，夸西敏会培养。西敏笑得见牙不见眼，仿佛女儿已经站在了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
相比之下，西桦的女儿蕾蕾，就比较安静沉默。她比悠悠大两岁，刚上小学。蕾蕾长得更像父亲易德，眉眼清秀，但总是安安静静的，看人时眼神带着与年龄不符的谨慎和观察。父母长期不在身边，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她很小就学会了看眼色。外婆孙兰身体不好，情绪时常起伏；小姨西敏咋咋呼呼，表姐璐璐是众人焦点；小舅西春一家总是热热闹闹围着尹雅和小表弟转悠。西林对这个小孙子西召格外疼爱，毕竟北方山东人骨血里就是喜欢男孩子吧。小西超长得也俊俏，同样继承了爹妈的优点，小时候外貌就像混血一样，每次永嘉路围坐吃饭，西林就会环抱还在吖吖学语的小春春，用筷子蘸上一丢丢的老白酒给他尝尝，每当这个时候孙兰总是第一个拦阻，“孩子那么小，别乱来啊”，但小召召已经小舌头伸出来品了品这老白干了，小眉头一皱，别提多惹人疼爱了。西林会超级满足的哈哈大笑“不愧是我的孙子，从小海量”。
蕾蕾常常是那个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书，或者摆弄自己的玩具。她不争不抢，不多话，像一株生长在墙角的、安静的小草，但毕竟同一个屋檐下有同龄的玩伴，西敏的女儿璐璐与西春的儿子西召时不时就跟蕾蕾一起玩闹，蕾蕾倒也不寂寞，至少在同龄人里面是比较早的熟悉了“集体生活”吧。蕾蕾骨子里还是顽皮的，她会带着小召召一起在棕绑床上一本三高的玩闹，璐璐偶尔也会加入其中，孙兰经常被三个小家伙弄得手忙脚乱。
西桦和易德，在北京的事业风生水起。易德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敏锐的新闻嗅觉，已成为社里的骨干记者，经常负责重要外事活动或国际会议的报道。西桦在广播电视台也干得有声有色，参与了几项重要的课题。单位终于给他们分房了，虽然只是一室半的小户型，但位置极好，在二环内，交通便利。这在他们那群“北漂”的同事中，已令人艳羡。
房子下来了，但接蕾蕾来北京的计划，却再次被推迟。他们太忙了。易德被派往非洲常驻半年，西桦不放心，硬是以“家属”身份，跟着一起去了。在那个疟疾、登革热肆虐、物资匮乏、通讯闭塞的陌生大陆，夫妻俩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登革热感染，高烧、出血热，在简陋的当地医院里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挺了过来，带着满身的疲惫和珍贵的采访资料回国。这之后，又是接连不断的出差，国内国外满天飞。去特区采访改革开放前沿，去边疆记录少数民族变迁，去欧美考察先进技术……
“等我们再稳定一点，等蕾蕾再大一点，再接她来。”西桦在电话里对母亲孙兰这样说，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雄心，“北京的教育资源是好，但我们俩现在这工作状态，接了来也没时间管。妈，你再辛苦两年，帮我们带带蕾蕾。等我们在北京彻底站稳脚跟，就把你和爸，还有蕾蕾一起接过来好好玩玩”
孙兰握着听筒，看着窗外弄堂里追逐打闹的别家孩子，又看看安静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蕾蕾，叹了口气：“我晓得你们忙，事业要紧。蕾蕾很乖，你放心。就是……你们自己当心身体，在外面跑，吃不好睡不好的……”
“妈，你放心！”西桦的声音充满干劲，“我们好着呢！对了，妈，这边有些东西，国内不好买，我看看能不能托人带回去。你们需要什么？冰箱？电视机？还是收录机？洗衣机啥的？”
这倒不是空话。凭借常驻国外和频繁出差的便利，西桦和易德确实有门路搞到一些紧俏的进口或合资品牌电器票证，甚至能以“样品”、“展品”等名义，用相对优惠的价格买到实物。这对当时物资仍不丰裕、很多家电还要凭票排队购买甚至根本买不到的上海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孙兰在把电话里说的告知了家里人，这下，永嘉路顿时暗流涌动。
西敏第一个响应：“二姐！帮帮忙！电视机！阿拉屋里那台韩杰之前买的九寸黑白的，雪花多得来像下雨！韩杰他们单位好多人家都换彩色的了！”她绝口不提钱。
西春也难得主动打电话到北京，吞吞吐吐：“姐，屋里洗衣机坏了，修了几次都不灵，老妈手洗被单太吃力……你看，能不能帮忙搞台双缸的？半自动也行！实际是自己媳妇尹雅意会的事儿，毕竟家里洗衣机是三户人家同时在用”然而钱的事，也是含糊带过。
西贝想了很久。她很想要台电视机，但那对她来说是奢侈的。她更想要一台冰箱。不是为享受，是为了悠悠那些需要冷藏的中药汤剂，为了能多存一点菜，减少她每天奔波菜场的次数。她跟甘英嵘商量，把家里攒了许久的钱，加上这个月刚发的工资，凑了一个整整齐齐的数，托母亲转交给了西桦。
孙兰拿着那叠厚厚的、带着西贝体温的钞票，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这几乎是西贝能拿出的全部了。而西敏和西春，一个说“等韩杰发了奖金就补上”，一个说“下个月工资下来就给”，但都没拿出实实在在的钱。她打电话给西桦，如实说了情况。
西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说：“妈，我知道了。西敏和西春的，我先垫上。西贝的钱，你让她拿回去一部分，她自己困难。就说……就说我这边有办法，用不了那么多。”
但最终，西贝还是坚持把全部的钱给了。她不愿欠二妹这份“垫付”的情。她知道二妹在北京打拼不易，那些外汇券、那些门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她宁愿自己紧巴点，也要把这份“交换”做得清清楚楚。
冰箱最终还是辗转送到了万体馆二楼西贝的小家。一台单开门的“香雪海”，乳白色的外壳，在拥挤的灶披间里显得格外醒目。西敏家如愿得到了一台十四寸的“金星”彩电，西春家抬走了一台“水仙”牌双缸洗衣机。西桦自己垫付了大部分款项，只在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都是自家兄弟姐妹，我能帮就帮点。你们日子过好了，我在外面也放心。”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因付出而自然产生的优越感和掌控感。她或许看到了西贝经济上的拮据，但隔着千山万水，她看不到西贝日复一日、具体而微的挣扎：深夜喂药、凌晨送医、在医务室和生产主任周旋、在幼儿园老师面前赔着小心、在母亲病床和女儿病房间疲于奔命……西桦觉得，自己用真金白银支撑着这个大家，是最大的付出。而西贝那种被琐碎、被重压、被无休止的医疗警报和家庭责任碾磨成粉末的精力与心血，是看不见的，也因此，在“付出”的天平上，似乎显得轻了。
晚市的菜场像个即将散场的戏台，喧闹里透着倦意。摊主们扯着嗓子做最后招徕，烂菜叶和水渍混了一地，空气里是各种生鲜、泥土和一点点腐败气味混合的复杂味道。西贝目标明确，直奔相熟的菜摊，心里盘算着晚上给悠悠熬粥的青菜和明天自己带饭的土豆。
“阿姨，今朝小白菜灵光，自家种的，最后两把，便宜点侬拿去好了！”卖菜的老太太熟稔地招呼。
西贝点点头，蹲下身挑拣。旁边是卖鱼的摊位，盆里的水花溅出一些，湿了她的裤脚。她皱了皱眉，没吱声。
这时，鱼摊前一对老夫妻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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