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床离洞口最近。我醒得早，每天天不亮就醒了。山顶的风从洞口的缝隙里灌进来，带着松脂和露水的味道。我躺在干草和兽皮上，还没睁眼，先听到了风。等风吹到脸上，我醒了。
天刚亮的时候，我会站在洞口。洞口外面是一片很大的世界——山一层一层地叠到远处，最远的山脊被晨光照亮了一线，橘红色的，很细，像一根线。风从那个方向吹过来，经过那些山、那些树、那些河流，最后吹到我的脸上，吹进我的眼睛里。
我住在这个洞里三万多年了。我没算过，是后来的人替我算的。后来的人管我叫“山顶洞人”。他们把我住过的这个洞称作“山顶洞”。这个名字很合适，我确实住在山顶上，最高的那一层。山下住过别的人，他们比我早，比我先来，比我先走。我上来的时候，他们那一层已经空了，灰烬还留着，但灰是凉的。我蹲在地上摸了一把，凉的。我知道他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从那个空的洞里走到更高的地方来，找到了我现在住的这个洞。洞口比下面那个小一些，但朝东，太阳一出来就能照进来，照得满洞都是光。
我是怎么住进来的？那天我站在山下抬头看，看见这个洞口有一个很小的弧线，像一只睁开的眼睛。我从石壁的缝隙里爬上来，扒开洞口的杂草，蹲在洞口往里面看了一会儿。洞不深，干燥，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细土。没有野兽留下的痕迹——没有粪便，没有气味，只有一些灰白色的碎石，应该也是被水冲进来的。
我住下来了。
我住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把洞里的碎石头和干草收拾出去，把地面整理平整。第二件事——在洞壁上凿了一个浅浅的凹槽，放一些我随身带着的东西。那些东西不多，有几块磨过的石头、一根我用的骨针，还有一串贝壳。那串贝壳是我自己穿的。
贝壳是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几百里之外，那里有大片大片的水——不像我们这边的河流那么窄，比最大的河还要大，大到你站在岸边往远处看，看不见对岸。水是咸的，喝不了。但水边有一大片滩涂，上面散落着很多贝壳。白的、粉的、淡紫色的，在太阳底下反着微光。我蹲在滩涂上拣了很久，挑了最完整的几个，带回了山里。穿孔、穿线、戴在脖子上。它们贴着我的皮肤，常常是温的，带着我的体温。
那个女人是第一个注意到我戴了贝壳的人。有一天我们坐在洞口，她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你今天走路的姿势不太一样。”我问她哪里不一样。她说：“你走得比平时直。”我没说话，但我知道她说得对。戴了那串贝壳之后，我走路的时候会微微抬头，肩膀不缩着了。那串东西很轻，可它挂在我脖子上的那根线——把我这个人拉直了。
后来寨子里的女人也开始往自己身上戴东西。兽牙、鱼骨、石珠、染成红色的骨头——每个人选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白色的，有的人喜欢红色的，有的人喜欢圆形的，有的人喜欢长条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看对方戴了什么。不看脸，先看脖子和手腕。那些东西代替了我们很多不需要说出来的话。
我见过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在手腕上戴了一串石珠。每一颗石珠大小差不多，颜色也很接近。她花了很多时间找石头、磨石头，一颗一颗磨到光滑。磨好之后，她用一根细筋把珠子穿起来，系在手腕上。她走路的时候手腕轻轻摆动，珠子碰撞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她走在我前面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看她的手。
但是火呢？很多人问我，你们不用火么？其实我们跟山下那些人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守着同一堆火过一辈子。我们带着火走，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生火。我们不只是守火，我们学会了生火。
那天我在洞里磨一根骨头。磨了很久。突然有一粒火星溅到了旁边的干苔藓上。苔藓冒了一缕烟，然后烧起来了。我盯着那一小团火看了很久。它很小，橘红色的，在洞口的风里摇摇摆摆，但它没有灭。它站住了。我看着它，明白了——火可以不从别处来。人可以自己点起火。
从那以后，我不再怕火灭了。
我们开始给死去的人放东西。最早只是顺手——他生前爱磨骨头，我们就把他的骨针放在他身边。他生前喜欢贝壳，我们就把贝壳串放在他胸口上。后来这变成了仪式，变成了一种不用商量的默契。每次有人死，我们都会想一想——他最喜欢什么，他最不舍得什么，他走了之后最可能想念什么。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他身边。
我见过最老的一个人死的时候——他活了很多年，身体缩得很小了，牙齿掉光了，只能吃软的东西。冬天的一个晚上，他靠在洞壁上，醒着，看着洞口，没有睡着。第二天早上他靠着洞壁坐着，一动不动，眼睛闭着。我们知道他走了。
我们把他抬到洞外的缓坡上，挖了一个浅坑。把他的身体摆正了，让他像睡觉一样蜷着。有人在他的头下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有人在他的身边放了几颗他磨过的石珠。我蹲在旁边，把一捧暗红色的粉末撒在他的身上。那是赤铁矿石磨的，很细，很红，像干枯的血。红粉落在他的胸口上、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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