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初中的第七夜
第四章
蔡少坡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手腕上多了一圈浅浅的红痕。不是勒痕，不是抓痕，更像是什么东西曾经轻轻地缠在他的手腕上，停留了很久很久，久到皮肤记住了它的形状和温度，然后又在天亮之前悄悄离开了，只留下这一圈若有若无的红色印记，像一条褪了色的手链。
他盯着那圈红痕看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用左手拇指揉了揉。皮肤下面有一点点酸胀的感觉，像是被压了太久之后血液重新流通时的那种麻。这不是蚊虫叮咬留下的，不是过敏，不是任何可以用常规医学解释的东西。他知道这是什么，或者说他知道这可能是什么。但他不打算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是第一个掉进深渊的人做的事情，而他还站在悬崖边上，低头看着下面那片漆黑的水面，水面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镜子，镜子里映着他的脸，但那张脸的嘴角是往上翘的，而他没有在笑。
宿舍里其他人已经起了。何志杰在上铺翻了个身，床板发出吱呀一声惨叫，然后他从上铺探下头来，头发像鸟窝一样支棱着，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瞳孔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的眼屎。他眯着眼看了蔡少坡两秒钟，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你昨晚说梦话了。”何志杰说。
蔡少坡正在穿校服外套的手停了一下。“我说什么了？”
“没听清。”何志杰打了个哈欠，声音从喉咙深处带着痰音滚出来，“就听见你在念叨一个名字，什么莹，什么莹的，翻来覆去地念，像念经一样。我还以为你在背课文呢，大半夜的背什么课文。”
蔡少坡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拉链的金属齿一颗一颗地咬合在一起，发出细密的咔咔声，像一排小牙齿在咀嚼什么。他的手指在拉链的末端停留了一瞬，然后松开了。
“邱莹莹？”他问，声音尽量放得很平。
“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儿。”何志杰从上铺爬下来，光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脚趾头因为冷而蜷缩着，像一排刚刚出生的粉色小老鼠。“邱莹莹，谁啊？你小学同学？还是你……”
他没有说完，因为蔡少坡已经拎着脸盆走出了宿舍。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经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身后一盏一盏地灭掉，像一条正在被拉上的拉链。他走到走廊尽头的水房，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从管子里冲出来，砸在搪瓷脸盆的底部，溅起无数细小的水珠。他把手伸进水里，手腕上的红痕在水下显得更明显了，像一圈用红色水彩笔画上去的线，线条很细，但颜色很深，深到像是从皮肤下面渗出来的。
他把水捧起来泼在脸上。水很冷，冷到他的脸在那一瞬间失去了知觉，只剩下一种钝钝的、像被冰块敷过的麻木感。他抬起头，看着水房墙上那面裂了一道缝的镜子。镜子里的人头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上，水珠沿着鼻梁往下淌，在下巴尖上聚集成一颗饱满的、透明的球，然后坠落，砸在洗脸池的白色瓷面上，碎成几瓣更小的水珠。
镜子里的人是他自己，但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圈青黑色的阴影，那是睡眠不足的证据。他昨晚确实睡了，但在那之前他已经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躺了很久，听窗外的跳绳声一下一下地响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声音才渐渐消失，像一个终于跳累了的孩子，收起绳子，回家去了。但邱莹莹没有家可回。她的家在地下，在老榕树的根须之间，在那些暗红色的、被血浸透了的泥土里。
蔡少坡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了脸，回到宿舍。何志杰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在和对面床的陈硕争论昨天那场篮球赛的最后一个球到底有没有踩线。陈硕说踩了，何志杰说没踩，两个人的嗓门越来越大，大到把还在睡觉的李浩然吵醒了。李浩然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骂了一句什么，然后把被子蒙在头上，继续睡。
一切都太正常了。正常的争吵，正常的赖床，正常的水龙头滴水声，正常的走廊里飘来的食堂早饭的气味——稀饭、馒头、水煮蛋，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隔夜菜被重新加热过的味道。这所学校在白天看起来和任何一所普通的乡镇初中没有任何区别，破旧但正常，嘈杂但正常，无聊但正常。正常的学校不会有鬼，正常的学校不会有被埋在树下的白骨，正常的学校不会有一个四十年前失踪的女孩至今还在操场上跳绳。
除非这所学校不正常。除非从1984年的那个夏天开始，它就已经不正常了，只是所有人都在假装它正常，假装那个女孩从来没有存在过，假装那棵树下从来没有埋过任何东西，假装操场上从来没有响起过跳绳的声音。假装是最好的消毒剂，它可以杀死一切不干净的东西，只要所有人都配合，只要没有人提起那个名字，只要没有人翻开那本躺在课桌抽屉里的日记。
蔡少坡把书包背好，走出宿舍楼。早晨的空气里有一股露水的甜味，混合着操场草坪被割过之后的青草气，闻起来很清新，清新得不真实。阳光从东边斜射过来，把教学楼的影子投在操场上，影子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操场中央的足球场，把半个球场都笼罩在暗蓝色的阴影里。老榕树在晨光中看起来比昨天温和了很多，树冠上笼罩着一层金色的光晕，气生根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像一串串风铃，只是没有声音。
树下的石碑在阳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泽，上面的苔藓看起来比昨天更绿了一些，像是被昨晚的雨水浇灌过，一夜之间长出了新的叶片。蔡少坡经过石碑的时候没有停下来看，但他用余光扫了一眼碑面上那行“愿莘莘学子，如榕之茂，如土之厚”的小字。字迹在晨光中清晰了很多，清晰到他甚至能看出刻字的人在下刀时的力度变化——起笔重，收笔轻，横平竖直，每一笔都一丝不苟，像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认真到会把一个人的尸体埋在操场边的榕树下，然后在上面立一块纪念碑，写上“如土之厚”。
他走进教学楼的时候，迎面碰上了陈雨桐。她今天换了一种发型，昨天是马尾辫，今天是把头发披散下来，但用两个黑色的发卡别在了耳后，露出两只小巧的、几乎透明的耳朵。她的耳朵在日光灯下能看到里面的血管，粉红色的，像一张精细的地图。她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包子，包子的热气在塑料袋的内壁上凝结成了细密的水珠，把袋子变成了一个半透明的、雾蒙蒙的小世界。
“早，”她说，从袋子里掏出一个包子递给蔡少坡，“吃了吗？”
“没。”
“那给你一个。”她把包子塞进他手里，动作自然得像是在做一件每天都做的事情，但她和蔡少坡认识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肉包，食堂的，不难吃也不好吃，属于那种吃完就忘的味道。”
蔡少坡接过包子，咬了一口。皮有点厚，馅有点少，肉的味道被葱和姜盖住了，吃不出新不新鲜。确实不难吃也不好吃，确实吃完就会忘。但他在咬下第二口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样东西吃完就会忘，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吃过它？也许你每天都在吃同样的包子，每天都在忘记，第二天又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从同一个人手里接过同样的包子，咬下同样的一口，产生同样的“不难吃也不好吃”的评价，然后在走出教学楼的那一刻彻底忘记包子的味道，直到第二天重新经历这一切。也许你已经这样循环了无数次，只是你从来不记得。
“你在想什么？”陈雨桐咬着包子，含混不清地问。
“我在想这个包子我是不是以前吃过。”
“你以前不是在石狮读书的吧？”
“不是。”
“那你没吃过。”陈雨桐很确定地说，好像她是这所学校食堂的鉴定专家，能凭一口包子判断一个人和这所学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超越时空的联系。“这个包子只有凤里初中的食堂有，别的地方吃不到，因为太难吃了，别的地方不敢卖。”
蔡少坡笑了一下。不是觉得好笑，是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来表示他听懂了她的幽默。但他的笑容在脸上停留了不到半秒钟就消失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脚步很轻，轻到几乎没有声音。是个女生，披着长发，穿着和他一样的蓝白校服，但校服的尺码偏大，袖子挽了两道，领口往下塌。她的脸很小，五官挤在一起，眼睛特别大，嘴巴特别小，鼻子特别尖。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文件夹，边角已经被磨白了，里面的纸张鼓鼓囊囊的，像是塞了很多东西。
就是昨天在教室门口递给蔡少坡那张社团登记表的人。
她今天没有看蔡少坡。她低着头走下楼梯，经过蔡少坡和陈雨桐身边的时候，目光始终盯着自己的脚尖，像是怕踩到什么东西，又像是在数台阶。她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小截苍白的鼻梁和一片没有血色的嘴唇。蔡少坡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什么，声音太小了，小到即使他侧过耳朵也听不见一个字。
“那个人是谁？”蔡少坡问陈雨桐。
陈雨桐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然后转回来，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得像一只仓鼠。她嚼了很久才咽下去，然后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上的油。
“哪个？”
“拿蓝色文件夹那个。”
陈雨桐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大概零点几秒，然后又恢复了正常。如果不是蔡少坡一直在观察她的脸，他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细微的停顿。但蔡少坡注意到了，就像他昨天注意到了陈雨桐瞳孔的缩小、她握笔的茧子、她扔纸杯的精准度一样。他的观察力在来到这所学校之后变得异常敏锐，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大脑里打开了一扇之前一直关着的门，放出了某种原始的、属于野兽的警觉。他开始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细节，因为那些细节里藏着答案，或者藏着更危险的东西——更多的问题。
“你说那个啊，”陈雨桐用下巴朝楼梯的方向努了努，“好像是初二还是初三的，不太清楚。怎么了？你认识她？”
“昨天她给了我一本书。”
“什么书？”
“不是书，是一张纸。文学社的登记表。”
陈雨桐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这个动作很快，快到像是一次不经意的眨眼，但蔡少坡知道那不是眨眼。一个人眯眼睛和眨眼睛用的肌肉是不一样的，眯眼睛用的是眼轮匝肌的外侧部分，眨眼睛用的是内侧部分，这两种运动在解剖学上是完全不同的，在心理学上也是完全不同的。眨眼睛是生理性的，眯眼睛是心理性的。陈雨桐在听到“文学社”三个字的时候眯了一下眼睛，这意味着这三个字触发了她的某种情绪反应——警觉，或者怀疑，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文学社？”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听起来很随意，但那种随意的用力感就像一个人在用轻松的语气说一件完全不轻松的事情，“这学校还有文学社？我怎么不知道。”
“1984年成立的。”
“那你运气真好，”陈雨桐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蔡少坡读不懂的东西，“一来就碰上了古董。”
上课铃响了。和昨天一样，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铃，声音很大很刺耳，在整栋教学楼里来回震荡，把走廊里的空气搅成了一锅粥。蔡少坡和陈雨桐一前一后走进教室，在各自的座位上坐下。蔡少坡把书包塞进抽屉的时候，手指又碰到了那本日记。他今天没有把它拿出来，但他知道它在那里，知道它在等他。日记本有一种奇怪的重量，不是物理上的重量，是心理上的重量。它躺在抽屉里，就像一个压在心口上的沙袋，你明明可以把它拿走，但你拿不走，因为它已经和你连在了一起，它的重量已经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第一节课是英语。英语老师姓张，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烫了一头卷发，卷发的弧度很大，每一卷都像一个问号，挂在她头上，问她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教书。她的英语口音很奇怪，不是英式的，不是美式的，更像是闽南语和英语的某种杂交产物，每个单词的结尾都会拖一个长长的尾音，像是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一直滑行，永远停不下来。
蔡少坡盯着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第一个单词——“welcome”——粉笔的白色在黑色的板面上格外刺眼，w-e-l-c-o-m-e，七个字母，欢迎。欢迎来到凤里初中，欢迎来到初一三班，欢迎来到你的新座位，欢迎打开你的抽屉，欢迎翻开那本日记，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他用力闭了一下眼睛，把那些念头从脑子里甩出去。他需要集中注意力，需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上课、记笔记、回答问题、和同学聊天、去食堂吃饭、回宿舍睡觉。他需要表演一个正常的初一新生，因为一旦他不正常了，一旦他表现出了被什么东西困扰的迹象，就会有人注意到他，就会有人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就不得不回答，而他的任何回答都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所以他翻开英语课本，找到第一单元的第一课，用黑色水笔在“welcome”下面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在横线下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它的中文意思——“欢迎”。他的字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刻在纸上的，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了深深的凹痕，从纸的背面可以清楚地读出他写下的每一个字。
第二节课是历史。历史老师姓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式的金丝边眼镜，镜片很厚，把他的眼睛放大了好几倍，看起来像两颗凸出来的玻璃球。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一条小溪流过碎石，不急不慢，有一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催眠效果。他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单元——原始社会，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从采集渔猎到原始农耕。这些内容蔡少坡在小学就学过了，但他还是认真地听，因为他需要让自己忙起来，需要让自己的大脑被别的东西占据，而不是被那本日记、那个名字、那个人形占据。
但历史老师讲着讲着，忽然说了一句不在课本上的话。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石狮这个地方，在古代叫什么？”
教室里没有人回答。不是没人知道，是没人想回答。历史课上的这种问题通常不需要学生真的回答，它只是一个过渡句，老师会在停顿两秒钟之后自己说出答案。
“叫做‘凤里’，就是我们学校名字里的这两个字。”历史老师的镜片在日光灯下反着光，让人看不清他镜片后面的眼睛，只能看见两个明亮的光斑，像两盏小灯泡。“‘凤里’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唐代。据说当时有人在附近的山上看见了一只五彩的鸟，认为那是凤凰，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凤里’，意思是凤凰居住的地方。”
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推了推眼镜，那两个光斑在镜片上移动了一下位置，从瞳孔的正中央移到了瞳孔的上方。
“凤凰是神鸟，是吉祥的象征。但有意思的是，从唐代到清代，这附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凤里这个地方，好像被那只凤凰诅咒了一样，一直很穷，很偏，很不起眼。有人说那只凤凰不是来送福的，是来镇邪的。它落在这里，不是为了居住，是为了镇压地底下的什么东西。”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不是那种被惊吓之后的安静，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之后、每个人都假装没有被触动的那种安静。蔡少坡感觉到周围有几个人在看他，不是直接看，是用余光看，那种目光像羽毛一样轻，轻到你以为是自己多心了，但它们确实存在，确实落在他的身上，像雪花落在冬眠的动物身上，不会惊醒他，但会覆盖他。
“当然，那都是传说，听听就好。”历史老师笑了笑，笑容在厚镜片的放大下变得有些扭曲，像是透过一个变形的透镜在看一张正常人的脸。“我们还是回到课本上，翻到第七页，看北京人的头盖骨。”
翻书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像一阵短暂的、稀疏的雨。蔡少坡翻到第七页，北京人的头盖骨照片印在页面的右上角，是一块灰褐色的、不规则的骨头碎片，眼眶的位置是两个黑洞，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被砸碎了的陶罐。他盯着那两个黑洞看了几秒钟，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同样有两个黑洞的骷髅头，被埋在暗红色的泥土里，树根从眼眶里穿过去，像两条蛇在骨头的空洞里游走。
他把课本合上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蔡少坡没有和陈雨桐一起。他一个人端着餐盘走到食堂最角落的一张桌子，背靠着墙，面朝整个食堂。这样他可以看到所有进出食堂的人，而只有他背后那堵墙是看不到的。这是他在以前的学校养成的习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被害妄想症，而是因为他天生就不喜欢背后有人。他需要知道谁在他后面，谁在看他，谁在向他走过来。这种习惯在凤里初中突然变成了一种必要，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他，或者至少他感觉每一个人都在看他。
食堂里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一百多个人，分散在几十张长条桌周围。食堂的屋顶很高，高到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看起来像一些发光的细线，光线从高处洒下来，被空气中的灰尘散射，形成一种朦胧的、像是被过滤过的光。墙上有两台吊扇在缓慢地旋转，叶片上积满了灰尘，转动的时候会把灰尘抖落下来，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止的、极慢极慢的雪。
蔡少坡用筷子扒拉着餐盘里的米饭。米饭有点硬，像是蒸的时候水放少了，每一粒米都保持着独立的、互不粘连的状态，在筷子的拨动下四处滚动，像一群不听话的小动物。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嘴里，嚼了两下，发现菜梗上有一小片没有洗干净的泥土，泥土的味道在嘴里扩散开来，是那种潮湿的、铁锈味的、像血一样的味道。
他把那片泥土吐在餐巾纸上，包好，放在餐盘的一角。
然后他看见了那个人。
不是邱莹莹，是那个拿蓝色文件夹的女生。她坐在食堂的另一端，背对着他，长头发披在肩上，校服领口往下塌，露出后颈上一小片苍白的皮肤。她没有在吃饭，她的面前摆着一个餐盘，但餐盘里的饭菜几乎没有动过，米饭还是完整的碗状，青菜还是整齐地码在格子的一侧，像是刚从窗口端出来时的样子。她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像是在看自己的手，又像是在发呆。
蔡少坡放下筷子，端起餐盘，朝那个方向走了过去。他不是故意要去找她的，或者说他是故意的，但他的“故意”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而是来自于某种更深层的、他不完全理解的东西。他的身体又一次替他做了决定，带着他走向那个女生，就像昨天他的身体带着他走向老榕树一样。他走在食堂的水泥地面上，脚步声被周围嘈杂的人声淹没了，没有人注意到他正在走向一个可能根本不想被找到的人。
他走到那个女生的对面，把餐盘放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了下去。椅子腿在地面上刮出一声尖锐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在叫。那个女生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很大，大得不太正常，像是占据了整张脸的三分之一，眼白是青白色的，瞳孔是深黑色的，瞳孔周围有一圈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蓝色，像是一块被磨薄了的玻璃后面透出来的光。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没有惊讶，没有欢迎，没有拒绝，什么都没有。她的脸像一张空白的纸，等着别人在上面写字，但那个人必须自带笔墨，因为她什么都不会提供。
“你是昨天给我那张表的人。”蔡少坡说。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那个女生点了点头。动作很小，小到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她的头根本没有动。
“你为什么给我那个？”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伸出手，把蓝色的文件夹推到了桌子中间。文件夹的表面很旧了，四个角都磨白了，露出了底下的灰色纸板，边角的地方甚至能看到里面夹着的金属夹具。她把文件夹打开，翻到某一页，然后转过来，让那一页朝着蔡少坡。
蔡少坡低头看过去。那是一张手写的表格，用蓝色钢笔填写，字迹工整到像是刻出来的。表格的标题是“凤里初中文学社成员登记表”，右上角有一个日期——1984年3月10日。成员名单那一栏写着十几个名字，第一个是“社长：邱莹莹”，第二个是“副社长：林晓雨”，后面是一长串他从来没听过的名字。
但在名单的最下面，有一个人用红笔写了一行字，笔迹和上面的蓝色钢笔完全不同。红笔的字迹潦草、急促，像是写的人很愤怒，或者很害怕，又或者两者兼有。
“邱莹莹失踪了。林晓雨退学了。文学社解散了。1984年6月20日。”
蔡少坡的目光在那行红字上停留了很久。6月20日。邱莹莹日记最后一页的日期是6月15日。也就是说，在她写下“我看见你了，你跑不掉的”之后的第五天，有人在这张登记表上用红笔写下了这行字。写这行字的人是谁？是文学社的指导老师？是某个成员？还是那个把邱莹莹埋在老榕树下的人，在确认一切都已经处理干净之后，用一种近乎炫耀的方式在这份最后的文件上留下了他的标记？
“这行红字是谁写的？”蔡少坡抬起头。
那个女生没有回答。她把文件夹合上，收回到自己面前，双手交叉压在文件夹的封面上，像是在保护它，又像是在防止它自己打开。她的眼睛看着蔡少坡，目光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湖面上没有倒影，没有涟漪，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蔡少坡又问了一遍。
那个女生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很小，小到蔡少坡必须把身体前倾、把耳朵凑近她的嘴才能听见。声音像是一根极细的丝线，从她的喉咙里抽出来，在空气中飘荡，随时都会被食堂里的嘈杂声切断。
“因为你是蔡国良的孙子。”她说。
蔡少坡的血在那一瞬间冻住了。不是比喻，是真的冻住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那一刻停止了一拍，血液在血管里停滞了一秒，然后以一种更猛烈的、几乎要把血管撑破的力量重新开始流动。他的手在桌子下面攥成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疼痛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他的意识，让他没有当场失态。
“谁告诉你的？”他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稳得多，平稳到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那个女生没有回答。她站起来，拿起蓝色的文件夹，转身走了。她的步伐很慢，很稳，像是每一步都踩在一个事先确定好的位置上，不会多一寸，不会少一寸。她的长发在身后轻轻摆动，校服的下摆从裤腰里跑出来一截，在她走路的时候一飘一飘的，像一面白色的、半透明的旗帜。
蔡少坡坐在原位，看着她走出食堂的门，消失在那片被阳光照得发白的光晕里。餐盘里的米饭已经凉了，筷子搁在盘子的边缘，一头搭在桌面上，一头悬在空中，像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既不想走，也留不下来。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心里有四个月牙形的血印，是刚才攥拳头的时候指甲嵌进去留下的，印记很深，深到能看到皮肤下面的毛细血管，深到有一丝血从最深的那个印痕里渗了出来，在掌心的纹路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红线。
他把手翻过来，看了看手腕上那圈红痕。红痕还在，颜色比早上浅了一些，但形状没有变，还是那圈完美的、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圆形。他试着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去揉它，皮肤下面的酸胀感又出现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手腕里轻轻地回应着他的触摸。
下午的课蔡少坡几乎没有听进去。不是因为走神，而是因为他一直在等。等什么？他不知道。等那个拿蓝色文件夹的女生再次出现？等陈雨桐再跟他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等邱莹莹从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再次掐住他的脖子，再次告诉他她有多孤独？还是等那个他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终于浮出水面——他的爷爷，蔡国良，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没有答案。只有越来越多的问题，像藤蔓一样从他的脑子里长出来，缠住了他的每一根神经，让他无法思考任何与邱莹莹无关的事情。他的大脑变成了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只能收到一个频道，那个频道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播放——邱莹莹，邱莹莹，邱莹莹。
放学后，蔡少坡没有回宿舍，也没有去食堂。他去了旧图书馆。
这一次他走得更深了。他不仅上了二楼，还沿着走廊走到了尽头，尽头有一扇门，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挂锁，锁鼻已经松动了，轻轻一拽就能拉开。他把锁拽开，推门进去。门后面是一条更窄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贴着泛黄的标签——“档案室一”“档案室二”“杂物间”。他走到“档案室一”的门前，推了一下，门没锁。
档案室里没有灯，窗户被木板从外面钉死了，只有几缕光从木板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面上画出几道细长的、倾斜的光带。空气中充满了纸张腐烂的气味和老鼠屎的骚味，还有某种更古老的、像是时间本身腐烂之后散发出来的气味。蔡少坡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柱切开了黑暗，照亮了一排排铁皮档案柜。档案柜是深绿色的，漆面已经起泡剥落，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柜子的侧面贴着标签，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能隐约看到一些数字——1980-1985，1985-1990，1990-1995。
蔡少坡走到1980-1985那个柜子前，拉开第一层抽屉。抽屉很沉，滑轨已经生锈了，每拉开一寸都会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像是什么东西在尖叫。抽屉里面是一排排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纸袋已经发黄发脆，边角碎裂，用手一碰就会掉下一片碎屑。他一个个地翻看纸袋上的标签——学生档案，1982届，1983届，1984届。
1984届。
他的手停在了那个纸袋上。纸袋很薄，里面似乎只装了很少的东西。他把纸袋从抽屉里抽出来，手电筒的光照在纸袋的正面，上面用黑色墨水写着——“凤里初中1984届（1）班学生档案”。下面是一行小字：“本班共48人，其中男生26人，女生22人。”
蔡少坡把纸袋打开，里面的纸张发出了一声脆响，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是几十张对折的硬纸卡片，每一张卡片上都印着一个表格，表格里填写着一个学生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入学成绩。卡片按照学号排列，从001到048。
他翻到了第001号。姓名：陈国强。性别：男。出生年月：1971年2月。家庭住址：石狮市凤里街道新华路XX号。父母姓名：陈德明，李秀英。入学成绩：语文78，数学82。
第002号。姓名：林晓雨。性别：女。出生年月：1970年11月。家庭住址：石狮市凤里街道民生路XX号。父母姓名：林国栋，王美华。入学成绩：语文91，数学88。
蔡少坡的手指在林晓雨的卡片上停了一下。林晓雨，邱莹莹最好的朋友，那个在楼梯口等过她、在走廊里问过她“你是不是被欺负了”的人。十五年后，她嫁给了蔡国良。他爷爷。他爷爷娶了邱莹莹最好的朋友。他爷爷在做了那些事情之后，娶了那个女孩最好的朋友，然后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生下了蔡少坡的父亲，然后有了蔡少坡。林晓雨是他的奶奶。他的奶奶是邱莹莹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爷爷的妻子，也是那个在邱莹莹死后选择了沉默的人。
他继续往下翻。
第003号，第004号，第005号……每翻过一张卡片，他的手就重一分。这些卡片上的人名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在1984年的那个夏天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都认识邱莹莹，都见过蔡国良，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至今还活着，可能就住在石狮的某个角落，可能在某一天会突然出现在蔡少坡面前，告诉他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他翻到了第022号。
姓名：邱莹莹。性别：女。出生年月：1970年5月。家庭住址：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村XX号。父母姓名：邱建民，黄秀兰。入学成绩：语文64，数学58。
卡片上附着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用胶水贴在右上角，胶水已经干透了，照片的四个角都翘了起来，随时会脱落。照片上是一个女孩，齐耳短发，大眼睛，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又像是在看什么遥远的地方。她的校服领子翻得很整齐，头发别在耳后，露出一只小巧的耳朵。背景是那种老式的照相馆布景，一块蓝色的布，上面印着一些模糊的花纹。
和树干上那张照片里的是同一个人。
蔡少坡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手电筒的光从侧面照过来，在照片的表面形成了一片小小的光晕，那个女孩的脸在光晕中看起来像是活的一样，像是随时会眨一下眼睛，会弯一下嘴角，会从这张发黄的、快要脱落的照片里走出来，走到他面前，再次歪着头问他：“你说，我该不该恨？”
他把邱莹莹的卡片从纸袋里抽出来，小心地折好，放进了自己的校服口袋里。然后他把剩下的卡片塞回纸袋，把纸袋放回抽屉，关上抽屉。他转身走出档案室，走过那条狭窄的走廊，推开那扇挂着挂锁的门，回到二楼的走廊，走下楼梯，穿过一楼的大厅，推开旧图书馆的门，走进操场。
外面天已经快黑了。夕阳把整片天空染成了暗红色，云层像凝固的血块一样堆在西边的天际线上，边缘被阳光烧成了金色，中心是深紫色的，像是正在溃烂的伤口。老榕树在暗红色的天光下变成了一团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剪影，像一个蹲在地上的巨人，低着头，不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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