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张清每天放学都去周伯年家。
不用特意说，也不用打招呼。她背着书包，走到那条熟悉的巷子，推开那扇半掩的木门，进去。门轴有些涩，要用力推才能推开，发出吱呀一声。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还没发芽，灰褐色的树皮在阳光下泛着白光。石榴树下堆着几块青砖，大概是去年修院墙剩下的，一直没人清。
有时候周伯年在睡觉，老伴坐在床边择菜。择的是芹菜，嫩绿的叶子堆在一边，筋络扯得老长。老太太的眼睛不好，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菜叶的好坏，脑袋一点一点的，像打瞌睡。看见张清来，她就摆摆手，示意她小声。张清点点头，走到堂屋，把书包放下，拿出墨锭和墨盘，开始研墨。
墨研得很慢。她不急不躁，也不分心，只是觉得研墨这件事本身就应该慢。墨锭在砚台上转着圈，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墨香一点点地渗出来，和空气里飘着的药味混在一起。两种味道缠在一起，说不清哪个压过哪个，只觉得闻着闻着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分不开了。有时候她会停下来，听听里屋的动静，听听周伯年的呼吸声是不是还平稳，听听老太太有没有在轻声说话。
有时候周伯年醒着，会让张清把纸铺好，写几个字给她看。张清写，他就在旁边看着，不说话，或者只是说一两句。
“横再平一点。”
“’心’字底那个点，要压住。”
“收笔再干脆些。”
话不多，每句都是硬邦邦的批评。但张清听得出来，那些批评是真的在教她。周伯年从来不说什么“写得不错”“有进步”这种客气话，他的评价永远直接，直接到有时候让人下不来台。但奇怪的是，张清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被骂总比被敷衍强。
她反而觉得这种不说话的气氛很舒服。
有时候她写完字，周伯年会在旁边坐一会儿，看她收拾笔墨。两人谁也不开口，只有墨锭研墨的声音、纸页翻动的声音、窗外梧桐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偶尔有鸟叫，从院子外面传进来，清清脆脆的，叫几声又停了。里屋老太太在咳嗽，轻轻的，大概是被药味呛的。
沉默，但不尴尬。
这种沉默是老人和少年之间才有的默契——有些话不用说出来，说出来反而轻了。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张清照常去周伯年那里研墨。那天天气不错，有太阳，照得屋子里暖洋洋的。周伯年坐在椅子上，看着她磨墨，忽然开口了。
“今天我想写两个字。”
张清抬起头。
周伯年冲她招了招手。“把纸铺好。”
张清把毛边纸铺在桌上，用镇纸压住四角。那块镇纸是青石的，很沉，上面刻着一只蝙蝠，边缘已经被摩挲得光滑。张清问过周伯年这块镇纸的来历，周伯年说是他父亲留下的，用了七八十年，磨也磨不掉。镇纸下面压着几张旧报纸，报纸发黄了，上面的字模糊得看不清，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了。
“墨研好了？”周伯年问。
“研好了。”张清说。
周伯年点点头，拿起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墨。那支笔是老笔，笔杆是竹子的，颜色已经发黄，笔毫却还是弹性十足。张清认得那支笔，是周伯年最常用的一支，写了不知道多少字。周伯年握笔的姿势很标准，食指抵在笔杆上，拇指侧面托住，无名指和小指抵在笔杆后面。几十年的习惯，已经刻在骨头里了。
张清看着他。周伯年的手抖得比年前更厉害了，笔尖悬在纸上，晃了好几下才落下去。
但落下去的那一刻，张清愣住了。
那一笔横。
手是抖的，笔画是歪的，从起笔到收笔，中间拐了两个弯。但那一横的方向是对的。不是技术上的对，是“意”上的对。那一笔要往右去，要平，要稳，要压住下面的笔画。这个“要”字来自他的心，来自几十年练出来的本能。就如人走路，闭着眼睛也知道往哪走，腿会自己知道该迈哪只脚。
周伯年继续写。
他写得很慢，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往外送。每一笔都歪，每一笔都抖，但每一笔的方向都对。那种方向早已刻进骨头，是几十年几百年传下来的本能，与手上的记忆或肌肉的习惯无关。手可以抖，身体可以垮，但那个方向不会变。就如天上的星星会移动，但北斗永远指向北方。
张清站在旁边看着，不敢出声。她看见周伯年的额头上渗出汗珠，一颗一颗地往下淌，淌进眼窝里。周伯年没擦，继续写，笔尖在纸上移动，一点一点地，如在雕刻什么东西。
写完的时候，周伯年喘了好一会儿。额头上全是汗，把帽子都浸湿了。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胸口起伏得很厉害。张清想去倒杯水，但周伯年摆了摆手。
“看完了？”他问。
“看完了。”张清说。
周伯年睁开眼，看着她。“说说你的感觉。”
张清想了想，说：“笔画是乱的，但字是对的。”
周伯年点了点头，没说话。
张清凑过去看桌上那张纸。两个字：舍得。
“舍得？”她念出声。
“嗯。”周伯年靠在椅背上，声音虚得如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以后会懂的。”
张清点点头，把这两个字记在心里。她没问为什么写这两个字，也没问是什么意思。有些问题不需要答案，答案会在以后某个时刻自己冒出来。现在问也问不出什么，周伯年累了，让他休息比什么都重要。
周伯年冲她摆摆手。“今天就到这里。你帮我把笔洗了。”
张清去洗笔。笔洗是个老物件，铜的，盆沿上刻着缠枝莲纹，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黄铜的本色。盆底有一层墨渣，黑乎乎的，是用了很多年的痕迹。她把毛笔放进水里，轻轻涮着笔毫，看见水变成淡淡的墨色。那些墨丝在水里散开，如细小的蛇，一圈一圈地游动。
洗到一半的时候，她的手指碰到了笔杆上刻的字。
那些字本来应该是“精气神”三个字。周伯年告诉过她，这是他年轻时刻上去的，用来提醒自己写字要有精气神。那时候他刚学书法不久，性子浮躁，写出来的字飘得很，他父亲就让他在笔杆上刻了这三个字，天天摸，天天看，摸久了看久了，心就静下来了。
但现在那些字几乎看不见了。
只剩下一些浅浅的凹痕，被手指摸得光滑无比。那些凹痕很浅，要凑近了才能看见，但张清知道那里面刻的是“精气神”三个字。几十年摸，几百次握，那些刻上去的字就这样被磨平了。
张清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些凹痕。
那些凹痕很浅，但确实存在。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赵庄，奶奶家的门槛被踩得凹下去一个坑。那个坑也是这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门槛是石头做的，硬得很，但几十年上百年的踩，还是踩出了坑。门槛能磨，字也能磨。磨着磨着，字就淡了。淡着淡着，就没了。
但没了不代表没存在过。
那个门槛上的坑还在，笔杆上的字虽然看不清了，但那个意思还在。周伯年写字的时候，精气神还在。他的字还是正的，方向还是对的，不会因为刻的字磨掉了就变了。
她没说话，把笔洗干净，插回笔筒里。笔筒是瓷的，白底青花，上面画着竹林七贤，线条已经模糊了，但还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七个人围坐在一起，不知道在做什么，大概是在喝酒或者谈玄。张清不懂这些，奶奶也没教过她。
那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父亲在厨房里炒菜。
父亲平时话不多，张清放学晚回来几个小时，他从来不问。张清也不说，父女俩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你不问我也不说，各干各的。但今天桌上多了一个菜——青椒炒肉片，油汪汪的，香气扑鼻。肉片切得很厚，裹着酱油腌过的颜色，在灯光下泛着油光。旁边还有一碟花生米，是油炸的，脆生生的，撒着盐粒。
“爸，今天怎么多做了一个菜？”张清问。
父亲背对着她，翻着锅里的菜，没回头。“天热了，多吃点肉。”
张清没再问，把书包放下，去洗手吃饭。
饭桌上，父亲把那个青椒炒肉推到她面前，没说话。张清夹了一筷子肉放进嘴里，有点咸，但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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