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的时候,张建国的咳嗽没有好。

张小五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着凉了,吃点药就好了。他去药店买了最便宜的感冒药,白色的药片装在透明的小塑料袋里,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三次。张建国很听话地吃了,吃完一袋又买了一袋,吃完了再买,可咳嗽就是不停。

不是那种偶尔咳两声的咳嗽,是那种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带着痰音的、像是要把整个人都震碎的咳嗽。有时候张建国咳着咳着就弯下了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捂着胸口,脸涨得通红,额头的青筋都暴出来了。

张小五每次看到父亲咳嗽,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不疼,但是很紧,紧得喘不过气来。

“爸,你去医院看看吧。”他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

张建国每次都摆摆手:“看什么医院,医院那是烧钱的地方。爸没事,就是抽烟抽多了,戒了就好了。”

他说戒就戒。抽了二十年的烟,一天一包的那种,说戒就戒了。张小五看见他把剩下的半包烟和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打火机一起扔进了垃圾桶,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一丝犹豫。

戒烟之后,咳嗽确实好了一点,但没好多少。张建国的脸色还是不好,嘴唇发白,眼袋很重,整个人瘦了一圈。以前他穿工装的时候,衣服是合身的,现在穿上去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一样。

张小五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画在纸上。他画父亲咳嗽时弯下去的腰,画父亲清晨出门时在门口停顿的那几秒钟,画父亲晚上回来时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想说话的样子。每一幅画都像一份病历,记录着父亲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

但他不敢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他把它们藏在床底下那摞日历纸的最下面,用橡皮筋捆着,像藏一个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初二下学期的课程比初一难了很多。数学开始学函数,英语的语法越来越复杂,物理也加了进来,什么力、运动、惯性,张小五听得云里雾里。

他不是不努力,他是真的跟不上。小学的基础没打好,初一的漏洞还没补上,初二的知识就铺天盖地地压下来,像一座大山,他站在山脚底下,仰着头看,觉得山顶在云里雾里,遥不可及。

李老师找他谈过一次话。

“张小五,你的画画进步很大,老师都看在眼里。”李老师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是那种敷衍的夸奖,“但是你的文化课也不能落下。美术生虽然文化课分数线比普通生低,但也不是没有底线。你要是考不到那个分数线,画得再好也上不了好高中。”

张小五知道李老师是为他好,他点了点头,说:“我会努力的。”

“你光说努力不行,你得有方法。”李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名字和电话,“这是学校外面几个补习机构的电话,你可以去问问,周末补补课。”

张小五接过那张纸,看了一眼,叠好放进口袋里。

他没有去问。

不是不想去,是去不起。他打听过,一节补习课要七八十块钱,一学期下来好几千。他爸在工地上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三千多,房租吃饭就要花掉一大半,哪有余钱给他补课?

他只能靠自己。他把数学课本上的例题一道一道地抄下来,反复做,做到不会做为止。英语他每天早上起来背单词,一边煮稀饭一边背,背完默写,默写错了再背。物理他买了一本最便宜的教辅书,五块钱,盗版的,字迹模糊,有的地方还印重影了,但他看得比谁都认真。

周扬看他这么拼命,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笔记借给他。周扬的成绩也不咋地,但比他好一点,笔记记得还算工整。张小五把周扬的笔记抄下来,抄完还回去,周扬说你可以不还,张小五说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周扬有时候会给他讲题,讲着讲着自己也不会了,两个人就大眼瞪小眼,最后一起翻答案。陈雨桐知道之后,偶尔也会来帮忙,她是隔壁班的,成绩比他们两个都好,数学能考八十多分。她讲题的时候很有耐心,一遍听不懂就讲两遍,两遍听不懂就换一种方法讲,直到张小五点头说懂了为止。

张小五觉得,他这辈子遇到的好人好像都集中在初中这几年了。李老师、周扬、陈雨桐、卖菜的大妈们、公交车上给他让座的陌生人……这些人像一盏一盏的小灯,在他灰蒙蒙的生活里亮着,虽然每一盏都不算太亮,但凑在一起,就足以照亮他脚下的路。

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张小五正在写作业,听见父亲在卧室里打电话。他已经习惯了父亲偶尔打电话,大多是跟工地上的人联系,问问有没有活干。但这一次不一样,他听见父亲的声音很低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偶尔冒出几个词——“检查”“费用”“再等等”。

等父亲挂了电话,张小五走到卧室门口。

“爸,谁的电话?”

张建国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没谁,工友,问明天要不要加班的。”

张小五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类似于恐惧的东西,像是有什么看不见的阴影正笼罩在头顶上,越压越低。

“爸,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张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很深,但那个笑容太用力了,用力到像是在表演。

“瞒你什么?爸能有什么事瞒你?快去写作业,明天还上学呢。”

张小五没有动。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他想说“爸,你别骗我”,但这句话卡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他怕。

他怕父亲真的有事瞒着他。他怕那件事是很坏很坏的事。他怕自己知道了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咔嚓”一声碎掉,再也拼不回来。

所以他选择了不问。

他转过身,回到桌前,继续写作业。数学题的函数图像在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起起伏伏,像过山车的轨道。他不知道这条抛物线会通向哪里,但他知道,不管通向哪里,他都要坐上去。

因为那是他的路。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学校放了三天假。

周扬提议去公园写生,陈雨桐举双手赞成,张小五犹豫了一下也答应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出去过了,每天就是家、学校、菜市场三点一线,像一头被拴在木桩上的驴,一圈一圈地转,转得头都晕了。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但不刺眼,风里带着花香和青草的味道。人民公园里人很多,有遛狗的、放风筝的、跳广场舞的、谈恋爱的,热闹得像赶集一样。

三个少年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来。湖水绿莹莹的,几只游船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漂着,船上的人有的在踩脚踏,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拍照。远处的拱桥倒映在水里,桥洞和水中的倒影拼成一个完整的圆。

陈雨桐支起她的水彩画架,开始调颜色。她带了一个小水桶、一盒水彩颜料、两三支毛笔和一大瓶清水。她把颜料挤在调色盘上,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像一条彩色的毛毛虫。

周扬带了一盒彩色铅笔,据说是在网上买的,四十八色的,装在一个铁盒子里,打开之后花花绿绿的一大片。他其实不太会画画,但他喜欢凑热闹,他说他今天要画“印象派”——就是那种看不太清楚但感觉还挺好看的东西。

张小五只带了他的画本和两支铅笔,一支2B,一支4B。他在长椅上坐下来,翻开画本,看着面前的景色,一时不知道从哪下笔。

他习惯了画人,画身边的人,画那些有温度、有故事的东西。风景对他来说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它对话。

“你先看。”陈雨桐头也不抬地说,“看够了再画。风景跟人不一样,人是一眼就能看见故事,风景需要你多看一会儿,故事才会慢慢出来。”

张小五就那样看着。

他看着湖水被风吹起一层一层的波纹,阳光洒在上面,碎成千万片金箔。他看着远处的拱桥上走过一对情侣,女孩手里举着一个粉色的棉花糖,男孩在给她拍照。他看着湖边的柳树,柳枝垂到水面上,风一吹就轻轻摇摆,像是在梳头。

他看着看着,忽然就看见了。

那不是湖水,是时间在流淌。那不是拱桥,是连接两岸的路。那不是柳树,是站在水边等什么人等了很久很久的老人。

他开始画了。

他没有画全景,只画了湖边的一棵柳树和一小片水面。他用4B铅笔画出柳树粗糙的树干,用2B铅笔勾出垂下来的柳枝,每一根都细细的、软软的,像是少女的长发。水面的波纹他用很轻的线条去表现,一条一条的弧线,层层叠叠,像无数个月牙拼在一起。

他画得很慢,慢到陈雨桐画完了一整张水彩,他才画了一半。陈雨桐走过来看他的画,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让他意外的话。

“你不应该只画素描。”她说,“你应该学色彩。你的画里有光,但你的铅笔表现不出来。”

张小五看着自己的画。确实,柳树的影子投在水面上,那个影子应该是灰蓝色的,但他只能用黑色去画,画出来的影子死气沉沉的,没有那种水面上波光粼粼的感觉。

“等我攒够钱吧。”他说,“买颜料要钱,买水彩纸也要钱。”

陈雨桐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嗯”了一声,回到自己的画架前继续画画。

周扬在旁边喊:“你们快来看我画的!”

两个人走过去一看,都笑了。周扬画的是湖边的那个亭子,但那个亭子歪歪扭扭的,柱子是弯的,屋顶是斜的,颜色也涂得乱七八糟,红色涂到了蓝色上面,蓝色涂到了绿色上面,整个画面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眼中的世界。

“这叫印象派!”周扬理直气壮地说。

“这不是印象派,这是抽象派。”陈雨桐笑着说。

“抽象派也行,反正都是艺术。”

张小五看着周扬那幅“作品”,忽然觉得周扬其实挺可爱的。他不会画画,但他从来不觉得丢人,想画就画,画成什么样都开心。这种心态,张小五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学不来。

那天下午,他们三个人在湖边坐了好几个小时,画了满满一沓纸。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陈雨桐把她的画架收起来,周扬把彩色铅笔装回铁盒子里,张小五合上画本,三个人并排坐在长椅上,看着夕阳把整个湖面染成了橘红色。

“张小五。”周扬忽然开口。

“嗯。”

“你说你以后想当画家,那你最想画什么?”

张小五想了想,说:“我想画人。画那些被遗忘的人。建筑工人、清洁工、摆摊的小贩、捡瓶子的老太太。他们每天都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很少认真地看他们。”

陈雨桐转过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光。

“那你一定能画好。”她说,“因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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