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费祎，字文伟。
荆州江夏鄳县人。他们说我是“蜀汉四相”之一，说我是诸葛丞相的接班人。可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我在成都的丞相府里批阅文书的样子，是我少时父母双亡后，跟着族父入蜀游学的那一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条路会让我走一辈子。
我这一生，从入蜀游学，到出使东吴舌战群儒，到辅佐朝廷成为蜀汉实际上的领导者，到遇刺身亡——我做了一辈子“承诸葛之成规”的人。丞相留下的规矩，我守了十二年。
一、鹿车
我少时父母便去世了，跟着族父费伯仁生活。伯仁的姑姑是益州牧刘璋的母亲，刘璋派人迎接伯仁入蜀，伯仁便带着我游学入蜀。后来刘备平定蜀中，我留在了益州。
那时候我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齐名。许靖丧子，董允与我正要一起去出席葬礼。董允向父亲董和请求车驾，董和便派了一辆鹿车给我们。鹿车窄小简陋，董允面有难色，我却从容走前先上了车。到了丧所，诸葛亮及国中贵人都已齐集，车乘华丽，董允神色犹未泰，我却晏然自若。驾车人回来后，董和问及备细，对董允说：“我常常以为你跟文伟之间优劣未可分别，但从今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不再有疑惑了。”
一个坐得了鹿车的人，也坐得了马车。一个不在乎自己坐什么车的人，才有资格坐在更高的位置上。
二、使吴
后来先主立太子，我与董允同为舍人，迁庶子。后主即位后，任我为黄门侍郎。丞相很器重我。建兴四年，丞相授我为昭信校尉，出使东吴。
孙权性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人才博果辩，论难锋至。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发难，辞锋不绝，想让我在吴国朝堂上出丑。我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孙权每次另酌好酒给我喝，看我醉了，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我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
孙权甚异其才，对我礼遇有加。我出使吴国多次，每一次都全身而退。一个能在孙权面前不失国体的人，才能替蜀汉守住那条脆弱的盟约线。
三、调和
建兴八年，我随丞相北征，转任中护军，后迁升为司马。那时候军中有两个人，让我操碎了心。
魏延和杨仪，一个是将军，一个是长史。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水火不容，坐常争论。魏延甚至拿着刀在魏延面前比划，说要杀杨仪。我常常为二人谏喻，两相匡护。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本事，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撕破了脸，蜀汉的军心就散了。丞相在的时候，还能镇住他们。丞相不在了，我只能靠一张嘴，在他们之间来回奔走。
后来丞相在五丈原病逝，我任后军师。杨仪派我去魏延那里，探测他的态度。魏延强留我，要我与他联名，下告诸将。我哄骗他说：“让我回去向杨长史解释。”我出门驰马而去。那是我这辈子跑得最快的一次。我知道我骗了他。可如果我不骗他，蜀汉就会在丞相尸骨未寒的时候内乱。一个骗了人的人，不该觉得自己是对的。可一个为了国家骗人的人，也不该觉得自己是错的。
四、承继
丞相死后，蒋琬执政。我任后军师，不久便代替蒋琬出任尚书令。蒋琬病重时，推荐我升任大将军，并录尚书事。延熙七年，魏军攻击蜀汉，我率军赴援，击退魏军，被封成乡侯。延熙十一年，我驻扎汉中前线，同时有效遥控成都军政大事。延熙十五年，我正式开府，成为众臣之首。
陈寿后来评价我——“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他说得对。我确实没有改。不是我不想改，是我不敢改。丞相留下的规矩，是经过战火和生死检验的。我改一条，就可能动摇整个蜀汉。我只是守住了他留下的东西。
我执政那些年，做了一件事——休养生息。我精简政务、轻徭薄赋，鼓励农桑、恢复生产。我对姜维的北伐多加限制，避免国力过度消耗。有人骂我保守，说我坐失良机。可他们不知道——蜀汉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打一次仗，要死多少人，耗多少粮。丞相打了一辈子仗，最后也没有打出汉中。我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起了。
五、简朴
《费祎别传》里记了一句话——“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他们说得对。我确实不攒钱。我确实让儿子们穿布衣吃素食。我确实出入不坐车不骑马，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是我要做样子给别人看，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习惯了奢华，就会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少时父母双亡，是跟着族父入蜀游学的。我能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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