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渤海湾深处爬上岸的。起初只是天边一抹灰影，转眼间就长成了千万条透明的爬行动物，沿着街道、屋顶、电线杆蜿蜒而下，把整座内海市舔得湿漉漉、滑腻腻。法桐叶子被拍在柏油路上，叶脉在积水里清晰可见，像被拓印在大地上的青色掌纹。
叶葆启推开公交公司宣传科那扇门时，裤腿吸饱了雨水，沉甸甸地坠着，每一步都能听见水在纤维间挤动的细微声响。伞靠在墙角，雨水顺着伞骨滴落，在地面水泥的裂缝处聚成小小的水洼——那裂缝的形状竟有些像中国地图的轮廓，他想，随即又觉得这联想荒唐。
老陈的脸从报纸后面浮出来，像从深水里缓慢升起的旧日面具。报纸油墨的味道混着他身上陈年的烟草气，在潮湿空气里发酵成一种独特的醇厚，闻着让人想起图书馆地下室那些无人问津的县志。
“葆启啊，”老陈摘下老花镜，镜腿划过耳际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淋着了吧？”
叶葆启从帆布包里掏出牛皮纸袋时，手指触到袋角一处柔软——那里被雨水泡化了，指尖能感觉到纸浆正在重新变回树木纤维的触感。“上个月的简报。”他说，声音在雨声里显得单薄。
老陈没有接。他的目光越过叶葆启，看向窗外淋漓的雨幕，仿佛能在那些垂直下坠的水线里读出什么命运的密文。
“你今年三十八了吧？”老陈突然问。
“三十九，下个月满。”叶葆启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像有什么在胸腔里敲门。
“在咱们这儿……多少年了？”
“十八年。”他报出这个数字时，舌尖尝到一丝铁锈味，仿佛时间本身是有味道的，“七六年招工进来的，先卖票，后来您把我调来宣传科。”
“十八年……”老陈吐出一口气，那气息在空气里凝成白雾，缓缓上升，在日光灯管周围缠绕成奇怪的光晕。他拉开抽屉——抽屉滑轨发出生锈的呻吟——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平推到桌沿，停在将掉未掉的位置。
叶葆启看着那个信封。很薄，薄得像一片风干的蝉翼，透过纸背能隐约看见里面钢笔字洇开的蓝黑色影子。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三年前，车队老王收到类似信封的那个下午，天空也是这么灰，雨也是这么下，老王打开信封后，整个人突然缩小了一圈——不是比喻，叶葆启记得清清楚楚，老王那天下午真的比早晨矮了两公分。
“《内海都市报》缺人。”老陈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市委宣传部从各企业调笔杆子。班子研究，推荐你去。”
叶葆启伸出手。指尖触到信封的瞬间，纸张突然变得滚烫，烫得他几乎缩手。他强忍着抽出来——一张纸，红头文件，两个公章鲜红如血，还在微微搏动，像两颗刚刚摘下的心脏。他的名字“叶葆启”三个字是钢笔填上去的，墨迹在纸张纹理间漫漶开来，边缘长出细小的毛刺，仿佛那三个字正试图从纸上挣脱。
“报社？”他的声音发飘，“我这样的……”
“你写的《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晚报不是转载了？”老陈的声音有了温度，“还给你寄了十五块钱稿费。你记得不，老回用那钱请全车队吃包子，热气腾腾的，吃得大家伙儿满嘴流油，老回笑出一脸褶子，像朵开败的菊花。”
叶葆启想起来了。那天包子蒸笼揭开时，白雾冲天而起，在食堂屋顶盘旋不散，凝成一片小小的云。那云直到傍晚还在，被夕阳染成金黄色，老回仰头看着说：“葆启啊，你写的字变成云彩了。”
“群工部是干什么的？”他问，眼睛还盯着那张调令。纸上的红章此刻安静下来，颜色暗了些，像冷却的火山口。
“管读者来信来访，也跑新闻。”老陈起身，走到窗边。雨水在玻璃上蜿蜒爬行，画出谁也看不懂的符咒。“白天叫接待室，晚上七点到早晨七点，是夜间记者站。葆启啊，这工作有意思——你会听见这座城市在夜里说什么梦话，会看见它卸了妆后是什么模样。”
叶葆启把调令叠好。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块，刚好能握在掌心。纸张在他手里微微发烫，像一个活着的小动物。
“我得回家跟素琴商量。”他说。
“素琴肯定支持。”老陈背对着他，声音混在雨声里，“她街道办调解的那些事儿，桩桩件件都是人间的戏文。她懂。”
叶葆启点点头，把烟摁灭在搪瓷烟灰缸里。烟头滋啦一声，爆出一小簇火星，在灰烬里短暂地亮了一下，旋即熄灭。起身时，他感觉到膝盖骨深处传来细碎的咔嚓声，像冻土在春日里开裂——那是十八年久坐落下的毛病，每逢雨天就发作。
走出门，雨还在下。他撑开伞，黑色的布面在雨点击打下微微凹陷，像一只巨大的、倒扣的耳朵，在聆听天空的诉说。调令揣在胸口内兜，紧贴着皮肤，纸张随着心跳轻微起伏，一下，一下，像第二颗心脏。
经过公交总站时，他停下脚步。车场上停着几十辆公交车，红的、蓝的、黄的，在雨幕中静静站立，水珠顺着车身曲线滑落。3路车的张师傅总在方向盘旁挂个平安符，符上的朱砂遇水会晕开，把整个驾驶座染成淡红色；7路车的李大姐爱唱评剧，她的歌声渗进座椅海绵，夜里无人时，那些座椅会发出细微的哼唱；11路车的老赵，儿子去年考上了大学，他在车厢贴了张中国地图，每开一站，就在地图上扎一个小孔……
明天不用来这儿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捅开了记忆的某扇暗门。他听见二十三岁那年自己第一次上车的喊声：“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那声音年轻、清亮，此刻在雨中回荡，从时间的深处传来，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还有那个总给他带鸡蛋的老太太，她的小手绢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荷花，每次递鸡蛋时，她的手都在抖——现在想来，那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帕金森病。去年听说她去世了，死在去水上公园的路上，手里还攥着给孙子的煮鸡蛋。
叶葆启加快脚步，拐进平安胡同。胡同里的积水没过了脚踝，水面上漂着烂菜叶、烟盒、用过的避孕套、一只塑料凉鞋。积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倒影里，云在缓慢地变形，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船，一会儿像一张哭泣的人脸。他踩着水往前走，每一步都踏碎一片天空。
他家在胡同最里头。推开门时，屋里的景象让他愣了一秒——妻子素琴正在摘韭菜，但那些韭菜在她手中发出莹莹的绿光，每一根都通透如翡翠，叶脉里流淌着液态的光。五岁的儿子小舟趴在桌上画画，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画出来的线条竟从纸上浮起，在空气中扭动，像透明的蚯蚓。
“回来了？”素琴抬头，手里的韭菜恢复正常，变回普通的、沾着泥土的蔬菜。
叶葆启眨眨眼，幻觉消失了。他把那个滚烫的信封递过去。
素琴在围裙上擦手——围裙是蓝底白花的，洗得发白，那些白色的小花在无数次搓洗中几乎褪尽，只剩下淡淡的印痕，像记忆里模糊的旧事。她接过信封，指尖在“调令”两个字上停留。她不识字太多，但认得这两个字，在街道办调解离婚协议、房产纠纷、赡养官司时，这两个字总是出现在最关键的文件上。
她抽出纸，看了很久。雨声在窗外敲打着节奏，嘀嗒，嘀嗒，像在给她的阅读计时。终于，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不是比喻，叶葆启真切地看见她瞳孔深处跃动着两小簇蓝色的火苗。
“报社？”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什么，“你要去报社了？”
“嗯。下周一报到。”
素琴手里的韭菜掉进盆里，溅起几滴水珠。那些水珠在空中缓缓上升，悬浮了片刻，才落回盆中，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她抓住叶葆启的胳膊，抓得很紧，指甲透过布料嵌进皮肤，留下五个半月形的白印——那些白印很久才慢慢泛红。
“好啊！”她说，声音开始发抖，“葆启，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
小舟抬起头，铅笔还咬在嘴里。铅笔芯在牙齿间留下黑色的痕迹，像一个小小的刺青。“爸爸要去哪儿？”
“去报社，当记者。”素琴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那两簇火苗在她眼中跃动，映得整个脸庞发亮，“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全市人都能看见。”
小舟眨眨眼，吐掉铅笔：“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
“比那个还好。”叶葆启摸摸儿子的头。孩子的头发柔软，在指尖的触感像新生的蚕丝，还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小灵通漫游的是未来，爸爸要写的是现在。”
那晚他们吃了韭菜盒子。素琴多放了个鸡蛋，打蛋时，蛋黄落在碗里，圆润饱满，在灯光下像一个小小的太阳。面皮在铁锅里煎得滋滋作响，油烟升腾，在天花板上凝结成一层薄薄的、闪着油光的云。叶葆启吃得很慢，咀嚼时能听见韭菜纤维断裂的细微声响，清脆，密集，像远方的雨声。
饭后，他找出那本塑料皮笔记本。塑料皮已经发黄变脆，边缘卷曲，摸着像干燥的蝉翼。翻到最后一页，蓝色的圆珠笔字迹记录着他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标题、日期、稿费数额。字迹工整，每个数字都写得一丝不苟，像在供奉什么神圣的账目。最多的一笔就是《8路司机回师傅的十五年》，十五块。那天老回请客，包子热气把食堂窗户都蒙白了，大家在白雾里吃着，笑着，老回的脸在蒸汽中若隐若现，像一尊正在融化的蜡像。
他在新的一页写下：“1992年10月12日，调往《内海都市报》群工部。”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水聚成一个小小的圆点，那圆点慢慢洇开，边缘长出细密的绒毛，像一颗黑色的种子。他又加了一句：“新的开始。”写完这四个字，笔尖突然一轻，仿佛卸下了什么重负。
躺下时已经十一点。雨停了，月亮从云缝中钻出来，月光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窗棂的影子。那些影子不是静止的——它们在缓慢地移动、变形，一会儿像栅栏，一会儿像牢笼，一会儿又散开，变成一片晃动的光斑。素琴背对着他，肩膀轻轻抽动。叶葆启知道她在哭，但他听见的哭声很奇怪，不是呜咽，而是像瓷器碎裂的细微声响，清脆，连续，叮叮当当。
“哭什么？”他轻声问。
“高兴。”素琴转过身，脸上果然没有泪痕，只有眼角闪着细碎的光，像撒了一层碾碎的玻璃粉，“葆启，你有本事，不该在公交公司窝一辈子。去了报社，好好干。”
“我脾气直，怕得罪人。”
“那就得罪。”素琴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心很暖，暖意顺着手臂往上蔓延，一直传到心口，把那里的一小片寒冷融化，“写文章的人，骨头不硬写不出好东西。你记着，咱们不害人，不怕事。该写的就写，该说的就说。要是写出来的字能在纸上站起来，走出去，那才叫真本事。”
叶葆启嗯了一声。窗外传来猫叫声，悠长，凄厉，一声接一声，像在呼唤什么永远等不到的回应。他想起父亲——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后在国棉厂当保卫科长。父亲话不多，但常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实。”说这话时，父亲总是望着远方，目光穿过工厂的围墙、穿过城市的屋顶、穿过时间的帷幕，看向某个叶葆启永远看不见的地方。父亲去世那年，他十九岁，攥着父亲冰凉的手，那只手曾经握过枪，握过锄头，最后握成了永恒的僵硬。在最后的时刻，父亲的手突然动了一下，食指在他掌心划了三道——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一个“川”字，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川”字。
现在机会来了。像石缝里突然长出的蘑菇，潮湿，新鲜，带着泥土和腐殖质的气息，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默默撑开菌盖。
周一早晨，叶葆启穿上最好的衣服——一件深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折痕锋利得能割破手指。素琴给他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蛋黄圆润，蛋白凝实，在清汤里微微晃动，像两枚沉在水底的月亮。“吃饱了，精神。”她说，往面里撒了一小把葱花。葱花在热汤里舒展，散发出辛辣的香气，那香气钻进鼻腔，直冲脑门，让他整个人清醒过来。
《内海都市报》社在解放北路，一栋五层红砖楼。楼有些年头了，红砖表面布满雨痕，像老人脸上的泪沟。砖缝里长着暗绿色的苔藓，那些苔藓在晨光中泛着湿漉漉的光，仿佛整栋楼都在缓慢地呼吸。叶葆启在门口站了两分钟，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男的夹着公文包，脚步匆匆，包里的钢笔和钥匙碰撞，发出清脆的金属声；女的穿着各式衣服，裙摆飞扬，高跟鞋敲击地面，哒哒哒，像在给城市的心跳打拍子。他们都带着一股劲儿——那是知道自己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的劲儿。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去。门厅里弥漫着油墨和纸张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氨水味——那是印刷机清洗液的气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氛围，厚重，沉稳，像陈年的酒。
门卫是个老大爷，戴着老花镜看报纸。报纸举得很近，几乎贴在鼻尖上，他的眼睛在镜片后眯成两条细缝，瞳孔里倒映着密密麻麻的铅字。“找谁？”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木头。
“报到。群工部。”
老大爷从眼镜上方瞅他一眼，目光锐利，仿佛要把他从里到外透视一遍。“三楼，右拐最里头。”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那层楼的木地板会说话，走路轻点，别吵醒它们。”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响。叶葆启放轻脚步，但木板还是在他脚下发出呻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那种慵懒的、刚刚醒来的哼哼声。三楼走廊很长，两边都是办公室，门开着，能看见伏案写字的人，听见打字机的哒哒声。那声音密集而坚定，像无数只勤劳的昆虫在啃食时间的树叶。空气里的烟味更浓了，不是“大前门”，是更好的烟，那种烟味里带着思考的气息，辛辣中有一丝回甘。
群工部的门牌是块小木牌，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墨迹深深吃进木头纹理里，像刻上去的。他敲了敲门。
“进。”
推开门，屋里六张桌子，坐了五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靠窗的桌子后站起来，中等个子，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每一根都服服帖帖地待在它该在的位置。他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透过镜片看他的眼睛，会发现那眼睛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圈，像两汪深潭。
“你是叶葆启？”
“是。”
“我是陈秉烛，群工部主任。”男人伸出手，“欢迎。”
手很有力，握上去时能感觉到对方掌心的硬茧——那不是干粗活留下的茧，而是常年握笔磨出的茧，位置在食指第一节和中指侧边，形状规则，像两枚小小的勋章。叶葆启自己的手上也有，但没这么厚实。
陈秉烛向其他人介绍：“新同事叶葆启，从公交公司调来的。葆启，这位是解平生，这位是孙荣显，这位是赵宛芳，这位是曹东方。”
大家都点头致意。解平生四十多岁，国字脸，肩膀宽阔，坐在那里像一尊石狮子，沉稳，厚重。孙荣显三十出头，文质彬彬，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亮，看人时微微眯起，像在调焦距。赵宛芳和曹东方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脸上还带着刚出校门的稚气，但眼睛里已经有一种锐利的光——那是猎食者发现目标时的光。
“你的桌子在那儿。”陈秉烛指指靠门的一张空桌。桌子很旧，桌面上有深深浅浅的划痕，那些划痕交织成复杂的图案，像地图，又像星图。桌面中央有一块颜色特别深的区域，是常年伏案写字时手臂压出来的，那区域的木头纹理已经模糊，摸上去光滑如镜。“先熟悉熟悉。咱们群工部管读者来信来访，也负责突发新闻。白天叫接待室，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是夜间记者站，两人一组值班。”
叶葆启走到桌前。桌子上有个绿色台灯，灯罩是荷叶形的，边缘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铁丝骨架；一个笔筒，陶制的，表面有冰裂纹，插着几支钢笔和铅笔，笔尖朝上，像等待发射的箭；一沓稿纸，纸边微微发黄，但切割整齐，码放得一丝不苟。他坐下，椅子吱呀一声，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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