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西部生死线后，他们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县城休整了几日。叶葆启的笔记本里夹着几片枯死的胡杨叶，像某种来自远古的符文。当他们调头东返，翻越阿尔金山垭口时，七月的高原风突然变得粘稠——仿佛不是空气在流动，而是时间本身在翻涌。
司机指着前方说：“进了青海，天地就不一样了。”
确实不一样。山体的颜色从赤褐转为青灰，云层低垂得几乎要擦着越野车的顶架。叶葆启摇下车窗，闻到一股混合着牦牛粪、酥油和某种金属锈蚀气味的复杂气息。这气息让他想起童年时祖母的铁皮盒子，打开时总涌出说不清年代的味道。
青海在他们面前缓缓展开，不是画卷式的展开，而是像一本厚重的、书页粘连的典籍，需要用力才能翻开。他们计划探访的第一个地方，既非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也非金顶辉煌的塔尔寺，而是一个在地图上曾消失三十年的地名——金银滩草原。当地人叫它“原子城”，但在某些机密档案里，它只是“青海矿区”或一串数字代号：二二一。
越野车驶入金银滩时，正是午后。阳光在草原上泼洒出万千光斑，每一株草尖都顶着一颗颤抖的太阳。远处，祁连山的雪峰像一排列队的银甲武士，沉默地守护着什么。草原太美了，美得不真实——紫色的格桑花、黄色的垂头菊、猩红的狼毒花，织成一块漫无边际的锦缎。牛羊散落其间，移动缓慢，仿佛时间在这里被稀释了。
然而，当那些红色砖楼从地平线浮现时，整个画面的色调陡然改变。
楼群排列得过于整齐，像是用巨大的尺子比量过。三层或四层，坡屋顶，方窗户，墙面上的红漆已经斑驳，露出底下更暗的底色。有些窗户破了，黑洞洞的，像被挖去眼珠的眼眶。楼与楼之间是宽阔的水泥路，路缝里长出一丛丛倔强的野草。
“到了。”司机熄了火。
发动机的轰鸣停止后，草原的寂静像潮水般涌来。不是纯粹的静——风在耳边呜咽，远处有牧羊犬的吠叫，更远处是隐约的河流声。但在这片遗址上空，悬浮着另一种寂静：一种被刻意保持的、充满张力的沉默。
基地旧址纪念馆是由当年的厂部办公楼改造的。一进门，先看见的是一面巨大的铜浮雕：蘑菇云的图案被抽象成旋转升腾的火焰，火焰中浮现出无数张面孔——戴眼镜的、戴军帽的、裹着头巾的，所有面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仰望。
一位老人迎上来。他走路时左腿微微拖沓，像是关节里藏着某个旧伤痛的记忆。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中山装的扣子一直系到领口。
“我姓赵，以前在这里搞工程。”老人的声音沙哑，带着江浙口音，“你们是记者？好，好，该写写这里了。”
赵老的手异常干燥，握上去像握住一截老树根。他的眼睛是浑浊的黄色，但看向墙上的老照片时，突然变得清亮起来。
第一张照片摄于1958年秋。一群年轻人站在刚刚搭起的帐篷前，背景是苍茫的草原和更苍茫的天空。他们都穿着臃肿的棉大衣，笑容却很灿烂，牙齿在高原阳光下白得耀眼。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首批建设者抵达矿区留念”。
“这个人，”赵老的手指轻轻触碰玻璃框，指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是个物理老师，姓王。他报到时带了两箱子书，结果发现这里连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后来他把箱子摞起来当桌子，趴在箱子上算数据，一算就是通宵。”
赵老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聆听什么。叶葆启也跟着侧耳——只有风声。
“有天夜里下大雪，帐篷快压塌了。王老师第一个冲出去加固支撑，回来时眉毛头发全结了冰。大家笑他像个白毛仙翁，他就用冻僵的手在帐篷壁上画了个蘑菇云，说：‘等咱们的宝贝成了，比这帐篷大一千倍，一万倍。’”
“后来呢？”年轻摄像师小刘问。
“后来……”赵老的手指从照片上滑开，“后来他在一次试验中受了辐射，调回北京治疗。临走时，他把自己那两箱书留给了我，说：‘老赵，这些我用不上了，留给后面的人。’”
赵老转身走向下一个展柜，脚步更拖沓了些。叶葆启注意到，那两箱书并没有出现在纪念馆的展品中。它们去了哪里？是被翻烂了，遗失了，还是化作了纸浆，又重生为别的文字？莫言常说，物件是有灵魂的，它们记得所有抚摸过自己的手。
第二张照片是爆轰试验场的施工现场。巨大的深坑已经初具雏形，吊车、推土机、密密麻麻的工人。每个人都小得像蚂蚁，但每只“蚂蚁”都绷紧了身体的每一根线条。
“这是‘亚洲第一坑’。”赵老说，“当时没有大型机械，很多是靠人挖肩扛。冬天，地表冻得比铁还硬，一镐下去只留个白点。有个四川来的小战士，虎口震裂了，鲜血把镐把染得通红。卫生员要给他包扎，他说：‘等会儿，等我把这个数据记下来。’你们猜他记在哪里？”
赵老的目光扫过每个记者，最后落在叶葆启的笔记本上。
“记在绷带上。他用蘸着血的纱布，在水泥模板上写数字。后来那块模板被浇注进混凝土，永远埋在了坑底。”
叶葆启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笔记本。他的字是用墨水写的，可以擦去，可以修改。而那些血写的数字，一旦写下就永远定格，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土地的一部分。
黄昏时分，赵老带他们去上星站。
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站台，两条铁轨从站台延伸出去，消失在暮色中的草原深处。铁轨已经生锈，枕木间的野草长得齐膝高。站台的水泥地面裂缝纵横，裂缝里填满了黑色的泥土和细小的白色野花。
“这里是将部件装配完毕，送上专列的地方。”赵老站在站台边缘，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每次运输都是在深夜，绝对保密。火车进站时不鸣笛，车头灯用黑布蒙着，只留一条缝。装卸工人穿着特制的防护服，像一群沉默的白色幽灵。”
他顿了顿，眼睛望向铁轨消失的方向。
“有一次，也是这样的黄昏，我亲眼看见列车启动。那是一节特殊的车厢，外面看起来和普通车厢没两样，但里面……里面装的是即将成型的‘产品’。火车缓缓开动时，整个站台的人都立正敬礼。没人说话，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一声，一声，像是大地的心跳。”
“后来呢？”叶葆启问。
“后来那列火车安全抵达罗布泊。再后来，1964年10月16日，那边传来消息——成了。”
赵老说“成了”两个字时，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风吹散。但叶葆启却觉得，这两个字重得能让铁轨震颤。
夜幕完全降临。没有路灯，只有月光泼洒在站台上，把一切都镀上一层清冷的银白。叶葆启独自在站台上走了一圈，靴子踩在碎石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突然产生一种幻觉：如果此刻蹲下来，把耳朵贴紧铁轨，也许还能听见三十年前的震动，那些深夜里的秘密运行，那些被蒙住眼睛的列车，那些连自己运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押运员。
远处传来狼嚎，悠长而苍凉。草原的夜晚醒了。
第二天，他们去看爆轰试验场遗址。
车在草原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凹陷的地形。那不是天然的洼地——边缘太过规整，像是被一只巨人的汤匙狠狠挖走了一块土地。
赵老站在坑边，白发在风中飞扬。他没有立即说话，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取出一把灰白色的土，轻轻撒向深坑。
“这是从罗布泊带回来的土。”他解释，“每次有老同事回去参观，都会带一点回来，撒在这里。算是……团圆吧。”
深坑直径近百米，坑壁是裸露的钢筋混凝土，上面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缝。最震撼的是那些漆黑的灼烧痕迹——不是涂料，不是污渍，是瞬间的极端高温在材料上留下的永久印记。痕迹呈放射状，从坑底某个中心点向外扩散，像一朵被定格在绽放瞬间的黑色花朵。
“这里进行过几十次爆轰试验。”赵老说，“用的是缩小比例的模型。每次试验前，所有人撤离到五公里外的掩体里。倒计时开始：十、九、八……数到一时，大地会剧烈震动，即使隔着掩体也能感到胸腔在共振。然后是一道强光，强到能穿透眼皮。最后才是声音——不是‘轰’的一声，而是持续的低吼，像是地底有巨龙翻身。”
叶葆启走到坑边，俯身向下看。坑底积了雨水，形成一小片浑浊的池塘，倒映着天空的流云。他忽然想起莫言在《丰乳肥臀》里描写的爆炸场景：“火光不是红色，是惨白，像死人的脸。”那么这里的火光呢？该是什么颜色？恐怕是世间没有的颜色，是只有在物质转化为能量的那个瞬间才会显现的、属于宇宙本质的颜色。
摄像师想下到坑底拍摄，被赵老制止了。
“辐射水平虽然已经安全，但有些东西……最好不要打扰。”老人的眼神复杂，“下面埋的不只是混凝土和钢筋。”
叶葆启明白他的意思。埋在那里的是时间，是青春，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计算与争论，是算盘珠的噼啪声和手摇计算机的咔嗒声，是在绝密条件下相恋又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是父亲离开时孩子还没出生、回来时孩子已会走路的遗憾。
下午，他们拜访了草原上的牧民才让一家。
才让的帐篷离遗址区大约十里，是划定的牧区。他四十多岁，脸庞被高原阳光镀成古铜色，眼角皱纹深刻，笑起来时整张脸像一朵绽放的菊花。
“我阿爸是厂里的司机。”才让一边给他们倒酥油茶，一边用生硬的汉语说，“开那种大卡车，绿色帆布篷的。小时候我不知道他运什么，只知道他每次出车回来，都会带点好东西——有时候是几颗水果糖，有时候是一本旧画报。”
帐篷里挂着几张老照片。其中一张是才让的父亲站在卡车前，身穿旧军装，胸前别着一枚像章。卡车被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
“阿爸说，有次冬天出车，遇到暴风雪，能见度不到五米。车队迷路了，在草原上转了一夜。天亮时，他们发现自己就在试验场边缘，再往前开几百米，就会闯入禁区。”才让喝了一口茶，眼睛望向帐篷外无垠的草原，“带队的老兵下了车，跪在雪地里磕了三个头，说：‘祖宗保佑，没酿成大错。’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天禁区里正好有重要试验。”
“你父亲现在……”叶葆启问。
“走了，十年前走的。”才让平静地说，“肺病。医生说，可能和年轻时接触的东西有关，也可能就是草原上常见的病。阿爸自己从没抱怨过。临终前，他把我叫到床边，说：‘才让，我这一辈子，最光荣的就是那十几年。虽然不能对人说，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才让的妻子一直安静地坐在帐篷角落捻羊毛线。这时她抬起头，用藏语说了句什么。才让翻译道：“她说，阿爸下葬时，我们按藏族习俗请了喇嘛念经。喇嘛说，他的灵魂很干净，像雪山上的雪。”
帐篷外传来羊群的叫声。才让的小女儿跑进来，大约七八岁，红扑扑的脸蛋，辫子上缠着彩色丝线。她好奇地打量着采访组，最后目光落在摄像机上。
“这个能照相吗？”她问。
摄像师给她看取景器里的画面。女孩看见自己的脸，咯咯笑起来，笑声清亮得像银铃。
叶葆启突然想到：这笑声，这平静的牧羊生活，这代代相传的草原，都是因为几十年前那些隐姓埋名的人，在离此不远的红砖楼里，用青春乃至生命换来的。
和平是有重量的，它压在每一株草上，每一片云上，每一个孩子的笑声上。
那晚他们住在海晏县城的招待所。叶葆启失眠了。
窗外，青海的星空低垂得惊人，仿佛跳起来就能摘下一把星星。银河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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