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蛋头一回蹲在自家地里撒尿的时候，咋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觉得这一亩三分地是个去处。
那是二零零九年开春的事了。金融危机的风头还没完全过去，村里已经回来了七八个后生，都是从南方工厂里卷了铺盖回来的。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整天聚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就是已经砍掉了的那棵老槐树原来的位置）蹲成一排，一人一根烟，议论着南方的事。哪个厂又倒了，哪个老板又跑了，哪个工友又进传销了。说着说着就没声了，烟抽完了，就都散了。等到开春种地的时候，七八个里头只有两个留了下来。其他人又走了，去了太原、去了西安、去了北京，甚至有几个扬言要去新疆摘棉花。
二蛋留了下来。
不是他不想走。是他实在走不动了。三年电子厂的流水线把他的腰坐坏了，颈椎也出了问题，脖子不能往后仰，一仰就疼。左眼让电焊火花溅了一下，看东西总有个黑点挡在视线中间，像是一只死苍蝇粘在眼球上。最麻烦的是睡觉，在厂子里养成了上夜班的习惯，白天睡不着，夜里精神头足，翻来覆去地折腾，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眯一会儿。
拴柱给他出过主意，去县医院瞧瞧。二蛋去了。挂了个骨科号，大夫让他拍片子。拍完片子大夫说，腰椎间盘突出，得养。又挂了眼科，眼科大夫说，角膜轻微损伤，得养。又挂了神经内科，大夫说，生物钟紊乱，得养。三个大夫，三种病，同样的药方：得养。
二蛋拿着三张诊断书站在医院走廊里，乐了。他笑的是，养？拿啥养？在家的日子，不上工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拿不了药，拿不了药就养不了病。这是一个圈，他跑不出去。
回来后的第一个月，二蛋基本上是在炕上度过的。
白天他昏睡，夜里他清醒。陈大山，他爹，也不管他，每天早上起来喝二两，喝得开心了就在院子里骂两句，骂完了去村头找人谝闲传。骂的内容大同小异："老子供你念了十二年书，你就给老子在家睡觉？"二蛋听见了，翻个身，用被子蒙住头，接着睡。
拴柱来看过两回。第一次带了四个硬面馍，塞在二蛋的枕头底下。第二次带了半瓶柿子酒，和二蛋对坐着喝了两盅。二蛋喝得急了，呛了一口，伏在炕沿上咳嗽，咳得腰更疼了。拴柱给他捶背——拳头落在他的脊梁骨上，不轻不重，隔着一层薄被子。
后来拴柱就不来了。不是不惦记，是没空。开春了，他得种地——自己家的三亩地、秀莲家的两亩果园、还有给老李家帮工的两亩菜地。春天是农忙的季节，他自己都累得一回院子倒头就睡，哪还有工夫跑来看二蛋。
二蛋是在一个后晌决定起来的。
那天下午，他爹陈大山又喝醉了，在院子里骂完街，一头栽在柴禾堆上睡着了，鼾声震得鸡窝里的母鸡扑棱着翅膀直叫。二蛋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动静，心里一震，明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想起拴柱说的那句话——你得先站住。站住了，再想往哪走。
他从炕上爬起来，两条腿发软，脚踩在地上像是踩在一团棉花上。他扶着墙走到灶房，舀了一瓢凉水，把脸浇了个透。水是井里刚打上来的，冰得刺牙，激得他打了个冷战。他抹了把脸，抬起头，看着灶房墙上的那面小镜子。镜子里头的那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眼睛底下挂着两个巨大的青黑色眼圈。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胡茬子硬得像钢丝，扎得手心发痒。
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还活着呢。
声音哑得很，像破锣。可他还是听见了。他听见了那个声音，知道里头还有一点劲儿——不多，就那么一丁点儿，可好歹是有的。
他开始干农活。
头一天翻地，翻了半亩，他的腰就直不起来了。扶着铁锨站在地头上，喘得像拉风箱。汗水从额头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杀得慌。他解开棉袄扣子，露出里头的单衣，单衣已经被汗浸透，贴在后背上。塬上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脊梁骨一下子缩紧了。
秀莲从果园那头路过，看见他在地头上佝着背，走过来问了一声：能行？
二蛋咬着牙：能行。
秀莲没再劝。她只是从筐里拿出一只苹果，擦了擦，递给他。苹果是去年的剩果，皱了皮，可还是甜的。二蛋接过来，啃了一口，汁水流到下巴上，他用袖子抹了一把。
谢了，姨。他说。
秀莲点点头，挎着筐走了。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累了就歇。日子不是一天过完的。
二蛋站在地头上，看着她走远。她的背影瘦瘦的，腰杆却挺得笔直，像一根扎在地里的木桩子。他想起拴柱说过的话——秀莲姨一个人扛着一个果园、两个孩子、两个老人。他已经十八年了。
他低下头，把剩下的苹果啃完，把核扔在田埂上。然后他又弯腰，抓起铁锨，继续翻地。土块子在铁锨底下炸裂开，翻出一股子潮气，带着草根的土腥味。他一下一下地翻着，每一下都伴随着腰间的刺痛。可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停下来。
拴柱是在傍晚时分路过这片地的。他扛着锄头，从自家地里回来，看见二蛋还在翻地。夕阳把二蛋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一个孤零零的影子在黄土塬上来回晃动。拴柱站在地头上，看了一会儿，没走过去。他只是站在那儿，看着二蛋那笨拙而执拗的动作——铁锨扬起来，落下去，土翻起来，压下去。动作很慢，可一下是一下的。
他没有走过去。他知道二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下午。一个和土地独处的下午。这是每一个从外头回来的人都要经历的事——在土地里找回自己的重量，在汗水里洗出自己的本色。
他扛着锄头走了。
二蛋是在一个月以后开始跟着拴柱去县城卖菜的。
每天早晨五点，天还没亮透，他们俩就蹬着两辆三轮车往县城去。三轮车上绑着筐子，筐子里装着新鲜的菠菜、韭菜、小白菜，还有从秀莲家捎来的苹果。春天菜价贱，一斤菠菜才卖四毛钱。可拴柱说，积少成多，一分一厘都是钱。
二蛋学着拴柱的样子，在老南街口的旮旯里蹲下来，守着筐子等人来买。他从小没卖过东西，抹不开面子，吆喝声小得像蚊子叫：新鲜的菠菜嘞，四毛一斤。拴柱在旁边听见了，没笑话他。他知道这需要时间。他当年头一回扛活的时候也这样，站在火车站的台阶底下，不敢往前凑，光看着工头挑人。
慢慢地，二蛋的声音大了一些。不是他抹开了面子，是他发现了规律，早晨上班的点儿，买菜的人多；卖完了早点收摊，还能赶在中午回家吃饭。他开始算计了：一筐菠菜二十斤，四毛一斤，全卖完是八块。拉两筐就是十六块。十天就是一百六。刨去种子钱、化肥钱、车钱，一个月能落下两百来块。
两百来块。这个数字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天。他在南方打工的时候，一个月底薪六百，算上加班费能拿一千多。可那是拿命换的，每天十二个小时站在流水线上，吃饭只有二十分钟，上厕所要打报告。现在他在家里种地卖菜，一个月两百来块，可他自由，他自己说了算。
他把这个想法跟拴柱说了。是在一个晚上，两人蹲在灶房门口抽烟的时候。拴柱旱烟，二蛋卷烟——用旧报纸裁成条，把烟丝撒上去，卷成喇叭筒。
叔，二蛋吐出一口烟，烟雾在黑暗里转了个圈，散了，你说……人咋活才算活？
拴柱抽了一口旱烟，火星子一闪。他没立刻回答。他看着远处的塬，塬上的轮廓在夜色里黑黢黢的，像一只卧着的巨兽。
咋活都算活。他说。声音闷闷的，从烟雾后头传出来。只要你还在喘气，就是活着。别管是喘气还是喘大气，都是活着。
二蛋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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