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的初秋，黔东的大山依旧层林叠翠，只是早晚的风彻底凉了下来。
山里的秋凉和镇上不同。花明村的风是软的，穿过层层树林与梯田，被枝叶揉得细碎，拂在脸上带着草木和泥土的温润气息；而即将抵达集镇的风，穿过开阔的坝子，坦荡、硬朗，带着烟火与人声的喧闹，直直扑在人身上，压得人心里发沉。
天未亮透，我就踩着露水出了家门。
木屋的木门轴发出吱呀的老响，母亲站在门槛边，手里还攥着刚缝好的布带。她一夜没怎么合眼，就为了给我加固铺盖卷。家里的旧棉被年头太久，边角的棉絮已经板结、脱落，她找了邻居家废弃的碎花旧被面，连夜一针一线缝补整齐，把所有破洞堵得严严实实。
“到了镇上别逞强，饭吃饱，衣服穿整齐，别让人笑话咱山里人。”她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嗓音沙哑，眼底藏着放不下的牵挂，却又刻意绷着神色，不肯流露半分不舍，“好好读书，别辜负这趟路，也别辜负你爷爷。”
我点点头，不敢多说话，怕一开口，喉咙里的酸涩就压不住。
爷爷蹲在火塘边，吧嗒吧嗒抽着最后一锅旱烟。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他老了，背一年比一年驼，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一辈子都没走出过五老峰。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默默起身，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小包，塞进我铺盖最里面。
“五块钱，省着花。”他声音低沉沙哑，“字典揣好，读书的人，字不认全，路就走不远。”
我摸到铺盖里那本包了三层旧报纸的《新华字典》，边角被磨得圆润，纸页微微泛黄，是他卖掉陪了几十年的旱烟锅换来的宝贝。在整个花明村，没有哪个农家孩子能拥有一本正经的字典，这是我童年贫瘠岁月里，唯一称得上奢侈的东西。
收拾妥当，我扛起沉甸甸的铺盖卷，转身走出生活了十二年的老木屋。
清晨的山村雾气极重，白茫茫的雾霭填满山谷，路边的野草挂着沉甸甸的露水，一走过，冰凉的水珠便打湿裤脚。村口的老槐树孤零零立在路旁，树皮粗糙皲裂，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来去。
狗蛋早就等在树下。
他本该下地割猪草，却特意早起送我。黝黑的脸上带着少年人的懵懂与落寞，手里攥着两个刚从灶灰里刨出来的烤红薯，外皮焦黑，冒着温热的热气。
“山娃，吃。”他把最大的那个塞到我手里。
红薯烫得我指尖发麻，我低头掰了一半递回去，“你也吃。”
狗蛋摇摇头，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露水，眼神望着连绵无尽的大山，语气闷闷的：“以后村里就剩我一个人玩了。你走了，没人陪你摸鱼、掏野核桃、爬五老峰了。”
我咬着滚烫的红薯，甜味混着涩味堵在喉咙里。
我们从小一起滚泥巴、长大，穿着一样的补丁衣服，吃着一样的粗茶淡饭，拥有一模一样的山里童年。可从今天起，我们的路彻底分开了。
狗蛋认命了。他说读书太苦，山里的人天生就是种地的命，不如早早辍学回家，帮家里干活，再过几年娶妻生子，守着几亩田地过一辈子。这是花明村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归宿，平淡、安稳、一眼望到头。
可我不认。
从我第一次趴在村小破旧的木窗旁，听支教老师讲山外的楼房、汽车、宽阔的马路，讲城市里灯火通明的夜晚，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不想一辈子被群山困住，不想日日面对黄土梯田，不想像祖辈、父辈一样，一生困在这方寸山坳里，活成大山的一部分。
“我读完书就回来。”我含糊地安慰他，其实心里知道，一旦走出去，就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模样了。
狗蛋嘿嘿笑了一声，挠挠头：“行，我等你。你要是在镇上受委屈了、待不惯，随时回来，家里的田永远有你一份。”
我用力点头，不敢再多停留，怕舍不得这最后的山村温存。我转过身，踩着泥泞山路，一步步走出雾气笼罩的花明村，把熟悉的木屋、梯田、山林，还有唯一的玩伴，统统留在了身后。
这一走，就是三个小时的漫长山路。
脚下的黄泥路崎岖颠簸，被晨露浸泡得湿滑难行，沉重的铺盖卷死死压在肩头，粗布肩带勒进皮肉，磨出两道火辣辣的红痕。破旧的解放胶鞋鞋底单薄，一路磕磕绊绊，灌满泥水，脚底板又酸又麻，每走一步都透着彻骨的疲惫。
山路漫长，群山连绵，放眼望去，除了树就是山，层层叠叠，遮天蔽日。从前我以为这就是全世界，可当我一步步翻越山头，才发现群山之外，藏着我从未想象过的天地。
翻过最后一道山脊时，迎面吹来的风彻底变了。
没有山林草木的清香，取而代之的是烟火、煤烟、车马混杂的热闹气息。
视线豁然开阔。
平坦宽阔的碎石大路延伸向远方，路两旁不再是低矮的土坯房，而是一排排整齐的青砖瓦房。两层、三层的小楼立在路边，墙面刷着鲜红的时代标语，电线杆笔直挺立，一条条电线纵横交错，拉满整片天空。
远处的集镇人声鼎沸，拖拉机突突的轰鸣、小贩的叫卖声、行人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热热闹闹铺满整座小镇。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驶过，穿得整齐干净的路人步履从容，一切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鲜活模样。
我呆呆立在山路口，忘了抬脚。
十二年的山村岁月，我的眼界被群山死死禁锢。我见过最热闹的场面，不过是村里一年一度放露天电影、或是逢年过节的村头宴席。可眼前的小镇，是另一个完整、鲜活、繁华的世界，宏大、陌生，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瞬间将渺小的我笼罩其中。
自卑，在这一刻悄无声息地爬满全身。
我低头看向自己。
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袖口磨出毛边，衣角打着细密的补丁，深蓝色的土布裤子膝盖处补着两块颜色不协调的旧布，沾满一路的黄泥露水。脚上的胶鞋脏污不堪，鞋底磨损严重，站在干净平整的碎石路上，格格不入得刺眼。
镇上往来的学生大多穿着统一的蓝白校服，衣料平整干净，头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背着崭新的帆布书包，说说笑笑，眉眼舒展。他们的皮肤白净细腻，说话字正腔圆，清脆利落，没有一丝山里人的粗粝土气。
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把铺盖卷往身前拢了拢，想遮住满身的泥泞与窘迫。
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晰地感知到，贫穷不是山里的寻常，是人与人之间横亘的鸿沟。在花明村，人人皆贫，无人嘲笑彼此；可走出大山，贫穷就是最直白、最刺眼的标签，一眼就能被人看穿所有出身与局促。
一路忐忑前行，终于看见了镇中学的大门。
高高的青砖围墙围住一方规整的校园，两排整齐的瓦房教室整齐排列，校门上方刷着工整的校名，白漆红字，庄重气派。操场是夯实的黄土地，干净平整，比村里坑坑洼洼的晒场规整百倍。操场上有学生追逐打闹、打球跑步，朝气蓬勃的喧闹声隔着老远传过来。
校门口挤满了报名的学生和送学的家长，自行车一排排停靠在路边，家长们提着网兜、布袋，里面装着崭新的脸盆、毛巾、文具、干粮。有人手里提着香甜的月饼、精致的糖果，这些东西，我只在村里放映的电影里见过。
我独自背着厚重的铺盖卷，孤零零站在人群外围，不敢往前挤。
所有人都比我体面，比我富足，比我从容。我像一粒从深山里被风吹来的粗粝尘土，落在干净明亮的人世间，卑微又渺小。
良久，我才咬咬牙，低头挤进队伍里。
报名的流程繁琐，填表、登记、缴费、领课本。轮到我缴费的时候，看着老师报出的学费金额，我手心瞬间冒满冷汗。那笔钱对于镇上人家不值一提，对于我家，却是母亲养鸡攒了大半年、爷爷省吃俭用抠出来的血汗。
我小心翼翼从贴身衣兜里摸出层层包裹的手帕，打开里面皱巴巴的零钱，一张一张数给老师，指尖控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旁边排队的家长随意瞥了一眼我手里零碎的毛票，眼神里带着不经意的讶异。我迅速低下头，脸颊发烫，心脏砰砰直跳，窘迫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办好所有手续，班主任带我去宿舍。
学生宿舍是老式的砖木平房，一间屋子摆四张上下铺，八个床位，挤得满满当当。屋内墙壁泛黄，墙角带着常年潮湿的霉味，大通铺的木板高低不平，床板上布满细小的虫眼。即便简陋，也比家里黑漆漆的木屋规整百倍。
我被安排在最靠墙的下铺，角落背光，最不起眼，恰好贴合我此刻怯懦的心境。
同宿舍的几个男生都是镇上或者周边近处的村落子弟，彼此大多认识，一进门就热热闹闹聊天，聊新出的连环画、镇上供销社的零食、最新的歌曲，聊我完全听不懂的新鲜事物。
我默默放下铺盖卷，安静铺着床铺，一言不发。粗布被褥铺在干净的床板上，几块老旧的补丁格外显眼。我尽量放慢动作，想把所有窘迫悄悄藏起来。
“你是哪个村的？”邻床的男生主动搭话，声音清亮。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穿着崭新的运动褂，书包、文具盒都是崭新的，眉眼干净开朗。我捏着被角的手指紧了紧，小声回答：“花明村的。”
话音落下，宿舍里短暂安静了一瞬。
“花明村？那不是深山里面吗？听说路特别难走。”有人随口说道。
没有恶意，只是单纯的好奇，可落在我耳朵里，字字都带着刺痛。我僵硬地点点头，不再说话，低头继续铺床，将所有情绪全部压在心底。
原来走出大山的第一课，不是读书写字，是认清差距，是直面自己的卑微。
收拾完宿舍，便是进班报到。
崭新的教室、整齐的桌椅、黑板上方鲜红的标语、墙上张贴的学习守则，一切都严肃又陌生。全班整整五十个同学，坐得满满当当，阳光透过干净的木格玻璃窗洒进来，落在课桌上，明亮得晃眼。
班主任是个温和的女老师，戴着细框眼镜，气质文雅。她简单讲了开学纪律后，便让我们按座位依次起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xxx，来自镇上东街小学……”
一个个同学起身，站姿挺拔，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流畅，语气自信大方。他们谈吐从容，说起自己的爱好、特长、小学的经历，落落大方，引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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