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间，聿诚中学的变化让我深切地体会到，时间拥有悄无声息改写一切的力量。
所以，即便我笃定自己是不会出轨的，即便我总是乐观地想着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可也许九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让我变得面目全非。
在坐着高铁回重庆的路上，我第一次静下心细细思索，这九年的光阴是如何在我和周颐之间划出一道无法复原的鸿沟。
我闭上眼睛，静静梳理着从27岁解思明那里得到的记忆。
正如之前看到的那般，2020年我爸破产了。在那之后我便四处奔走，课余时间被实习和兼职安排得满满的，再也没有了假期。
大三下学期，我去杭州参加了一个大厂的线下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去杭州，挑了一个远离市中心的连锁酒店，定的是大床房A。
那时我还不懂“大床房A”是什么，我只知道多一个字母A，房费就能少五十块钱。可当我住进去才知道，原来这个A代表的是没有窗户。
面试结束的下午，我回到了那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四方墙壁将我围在中间，像一座压抑的牢笼。我一边吃着外卖点的淮南牛肉汤，一边看着打印出来的资料——因为我晚上还有个线上群面。
房间里的空气很闷，卫生也不尽人意，所有面试结束后，我只能裹着外套蜷身躺下。可隔壁房间断断续续的通话声穿透墙壁，让我彻夜难眠。为了打发时间，只好开始做邮箱里的各类人岗匹配测评。
第二天，我坐着高铁回深圳，然后从罗湖坐东铁线回学校。我在地铁上昏昏欲睡，差点坐到火炭。
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时光，在一次又一次的线下面试中，在一个又一个的狭小的酒店房间里，我一遍遍地想着周颐，想着总是出现在聿诚小花园的那只三花猫。
那时周颐也很忙，她每天忙着准备专业课考试，忙着进实验室，忙着参加各种竞赛。我们不再每日都联系，我也只是偶尔能从她那里接收到那些关于哈工大的消息，例如学校附近的枣糕便宜量大，例如哈工大的韩国留学生都去一个叫小鱼造型的理发店剪头发。
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总是怀着满腔热血与无尽的勇气迎接未来。可现在，属于我和周颐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早已消散殆尽，我们困在相同的茫然里。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不动声色地磨去我们所有的锐气。
同年6月，我拿到了杭州一个大厂的实习offer。于是，在大三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开始在杭州实习。
那段时间杭州总是下雨，厚重的乌云将白日变成了黑夜，滂沱大雨裹挟着阵阵惊雷，声势浩荡，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坐在昏暗的格子间里，我突然想到诺查丹玛斯在《诸世纪》中留下的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一九九九年七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马尔斯借幸福之名统治四方。
看着屏幕上的一行行代码，我开始盼望着那位从天而降的恐怖大王于二零二一年卷土重来，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然后将我拉出这一潭死水。
我每天坐十九号线上班，往西坐能到火车西站，往东坐能到萧山机场，不管哪一个都能带我离开杭州，去到周颐的身边，可我总是半路就下车。
我在杭州租了个小房子，每个月租金两千多。那是间拐角房，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夏天的杭州闷热潮湿，可这房子是商水商电，空调又是三级能耗，一晚上要花十多块钱，我舍不得开空调。
梅雨季，鸽子笼，无穷无尽的加班和突然出现的各种大会小会，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下，我开始不断地浏览着国内外高校的全奖PhD项目。
8月，秋招开始了，周颐很早就说过想和我一起去重庆工作，她放弃了保研名额，投了不少重庆的公司，可我却犹豫良久，最终下定决心开始申博。
那段时间，我坐在大厂的办公室里见缝插针地准备雅思，晚上回到小小的出租屋后便开始读论文、套磁、写研究计划。我联系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老师，光是研究计划就写了二十多份。
我也曾试探地问过周颐要不要继续深造，可周颐却语气坚定，说她想早些工作。
从小到大，这是第一次我和她在前路的选择上有了分歧。
我一边忙得脚不沾地，一边对周颐心存愧疚——我不敢告诉她，不敢告诉她我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不敢告诉她我没办法和她一起去重庆。
如果是十八岁的我，肯定想着一毕业就去到周颐的身边。
可人是会变的。
后来，我收到了两三个offer，仔细抉择后，我打算继续在港中文读博。每个月一万八港币的奖学金，虽然在香港不算太多，但也够花。
听到这个消息时，周颐迟迟没有回应，许久之后才回了个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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