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最后一周，周二，5月27日。
对于格吕恩教授及其团队而言，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日。在经历了漫长的问题反馈、空间诊断、无数次团队会议上的争吵之后，项目的第一阶段——“现状诊断与问题定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格吕恩教授脸上带着难得的、松弛的笑容，向大家宣布：“第一阶段圆满结束。你们做得非常出色。我给你们所有人放一周假。”
当然，这“假期”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接下来是施工组进场铺设导盲系统的阶段，还需要组织大量盲人志愿者进行初步可用性测试，原本的实地调研小组确实也插不上手。但无论如何，一个阶段的尘埃落定，总是值得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然而，对于多纳贝德·魏丝来说，5月27日承载着远比一个项目节点更私密、更沉重的重量。
几个月前的这一天，她的世界在感受到铬酸溶液的冰冷触感后，陷入了一片模糊的、仅有光感的混沌。人生的轨道被毫无预警地扳向了另一条她从未设想过的岔路。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回大学区吗？” 格吕恩教授在站台边，不放心地再次确认。她看着多贝，声音里带着关怀和担忧，“要不让安全员陪你一起？至少送你过去。”
“不用，真的没必要！” 多贝欢快地摆手，脸上的笑容明亮得几乎能驱散地铁站永恒的阴凉，“这条路我们这几个月都测了成千上万遍了，熟到我闭着眼都能走！” 她甚至开了个小小的、关于自身的玩笑，“哦！我忘了，我现在也不用特意闭眼啦！”
她等着大家的笑声，或者至少是无奈的气音。
但没有。一阵短暂的的沉默，只有远处列车进站的风声隐隐传来。
“多贝…” 格吕恩教授轻轻叹了口气，语气柔软而笃定，“你很快就会重新看见的。”
多贝脸上完美的笑容出现了一丝极细微的裂痕。她对自己的笑话很满意。但显然，周围的人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永远无法准备好，与她一起面对这片阴影。他们选择用安慰和希望来覆盖它，而这恰恰让她感到一种隔阂。
“好啦好啦！别担心我！”她迅速用更轻快的声音掩盖过去，侧耳倾听，“我听见车来了。你们快走吧！”
她几乎是推着团队和教授上了车。直到列车驶离，站台重新被一种空洞的轰鸣和陌生人的低语填满，多贝脸上那层明亮、活跃的笑容缓缓卸下。
面无表情。甚至有些空洞。
在这一天，她不想和任何熟悉的人待在一起。不需要朋友的插科打诨，不需要家人小心翼翼的呵护，甚至不需要教授专业的鼓励。她需要一点绝对的、只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处理那些在平日被忙碌压制、却在今天这个日期蜂拥而至的、粘稠的私人情绪。
她知道，理性上，一切都在变好。
她的名字在中德两国的角膜库的等待列表上，复明是概率很高的事。
她找到了愿为之奋斗一生的新方向——无障碍设计，这甚至让她对“失去视力”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谬的感激。
她的社交圈在扩展，学业在稳步推进……
她似乎没有任何悲伤的理由。
她应该感恩，应该充满希望，应该像个小太阳一样继续发光。
“Entschuldigung.（对不起。）”
盲杖的尖端传来了轻微的阻碍感，可能是路人的鞋跟，也可能是固定在地面的休息椅腿。她无法，也懒得去分辨。道歉声迅速、熟练、甚至带着一丝麻木地脱口而出。这是失明后学会的第一种“社交货币”，用于购买通行权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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