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名字。
史书上不写我这样的人。他们写诸侯，写大夫，写将军，写那些站在朝堂上的人。写不到我。我住在宫墙里面，一辈子没有走出去过。我不知道墙外面是什么样子。我进来的时候还小，小到记不清家乡的模样。后来我老了，老到再也走不动了。可我还是没有名字。他们叫我“宫人”，叫我“婢女”，叫我“那个洒扫的”。没有人叫过我的名字。
我这一辈子，换过三个国君，见过三次宫变，伺候过两个王后。可我始终是那个住在偏殿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躺下的人。
我进宫那年，齐国还在。
那年我十三岁。村里的里正带着几个兵丁挨家挨户地走，说宫里要选人。他们看了一圈，指着我说——“这个，带走。”母亲没有哭。她站在门口看着我走远，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白了一截。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里站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和我一起被带走的还有十几个女孩。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我们被装上牛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好几天。路上有人哭，有人不说话，有人看着车外的田野发呆。我不知道她们后来去了哪里。我只知道，进了那道宫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
进宫之后，我被分到了“女酒”的部门。《周礼》里说，女酒是“掌以酒祭祀、宾客、丧纪”的人。可我做的没有那么讲究。我只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那些沉重的陶罐搬进搬出，清洗酒器，准备祭祀用的酒。春秋时期的女官，身份并不明确。妃嫔和女官的界限是模糊的，王后以下的女人，都可以被当作女官。有的女官即使一辈子只是仆役，也要背上“天子的女人”的虚名过一辈子。
我就是那种人。
宫里的人分三六九等。最上面是王后，然后是夫人、嫔、世妇、女御。《左传》里说，吴王夫差的后宫有“妃嫱嫔御”的配置。“妃嫱”是贵者，“嫔御”是贱者。我连“嫔御”都算不上。我是“女酒”，是“奚”，是那种在《周礼》里被一笔带过的“宦女”。我们是宫廷女奴，是罪隶和战俘的家属。没有人会在意我们叫什么。
我住的地方在后宫最偏僻的角落里。一间很小的屋子，两个人合住。另一个叫阿姜，比我大几岁。她是在战场上被俘的，楚国人的女儿。她从来不提楚国的事，可每到秋天，她都会坐在门槛上，看着南边的天发呆。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我没有问过。
我们的活计永远也干不完。天不亮起来，要赶在国君起身之前把酒器准备好。祭祀的时候要站在旁边，端着沉重的铜尊，一站就是一整天，手麻了也不能动。平时要打扫宫室、清洗器皿、搬运柴炭。冬天的时候手冻裂了，裂口渗出血来，沾在陶罐上，留下淡淡的红色印子。没有人会在意那些印子。那些陶罐洗一洗，下一场祭祀就用了。
宫墙很深。高得看不见外面的树梢。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只能看见一小片天，被四面的屋檐裁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框。那片天有时候很蓝，有时候灰蒙蒙的。可它从来没有变过。我在这里看了几十年，它还是那个样子。
我也见过宫里那些真正有身份的女人。王后出行的时候，前面有执烛的宫女开道，后面跟着打扇的、捧衣的、端水的。她们穿着锦缎做的衣裳，腰上系着玉带，走路的时候环佩叮当响。我远远地站着，等她们过去，然后继续低头干活。她们不会看我。我也不该看她们。
有一回，一个年轻的嫔御从廊下经过。她看见我正在搬酒器，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我问她需不需要什么。她没有说话，只是看了看我手上的冻疮，然后走了。后来她让人送来了一小罐药膏。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她可能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可那罐药膏我记得，凉凉的，涂在手上像一层薄薄的冰。
宫里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件一件的活儿，一天一天的光阴。有时候一抬头，天就黑了。有时候一低头，头发就白了。
我见过三次宫变。
第一次是齐桓公死的时候。
我听阿姜说的。她说，国君病了，竖刁和易牙封了宫门，不准任何人进去。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被关在里面，活活饿死了。那时候我在后厨，听见外面有脚步声，很乱，很急。有人喊——“宫门关了！谁都不许出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那天晚上，阿姜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第二次是公子们争位。他们各带人马，在宫里打来打去，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我躲在偏殿的角落里，听见兵器碰撞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天亮的时候，有人来打扫，地上有血迹，被水冲走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第三次是齐国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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