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暮春，翰林院的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上。张秉身着正六品侍读官服，鬓角沾着些许灰尘，手中握着一卷泛黄的《洪武十三年胡党案卷宗》，指尖因长久翻阅而泛白。自仁宗下旨重审巩昌侯府旧案以来，他已在这藏书阁中埋首月余，逐字逐句梳理胡惟庸案的来龙去脉，只为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剥离出巩昌侯郭兴一族蒙冤的铁证。
这些日子里，阻力如影随形。前几日，他刚从吏部调取《洪武二十三年京畿卫戍兵权调配册》，便有锦衣卫深夜造访翰林院，言语间暗含威胁，让他“凡事留几分余地，勿深究洪武旧事”；昨日，又有当年参与定案的刑部老吏托人递话，说“太祖钦定之案，翻案便是质疑先帝，恐引火烧身”。张秉对此置若罔闻，只将那些威胁与阻挠，化作了核查卷宗的动力——他被贬海州数年，早已看透了官场的倾轧，如今重归朝堂，所求的不过是一个“公道”二字。
“张大人，吏部杨尚书派人来请，说是御前会议已定于辰时三刻在文华殿召开，让您即刻前往。”翰林院的小吏轻步上前，低声禀报。
张秉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疲惫，却更多的是振奋。他将手中的卷宗小心翼翼地合上，连同桌上整理好的数十份证词、档案副本一同收入锦盒，沉声道：“知道了。替我回复杨尚书，即刻便到。”
起身时，他腰间的玉带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是仁宗为嘉奖他核查旧案有功，特意擢升他为侍读后所赐。但张秉心中并无半分喜悦，只觉得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巩昌侯府蒙冤二十余年，郭家三代人的血泪，都系于今日的御前重审。
文华殿内，气氛庄严肃穆。明仁宗朱高炽端坐于龙椅之上，面容温和却带着帝王的威仪。吏部尚书杨荣、刑部尚书金纯、宗人府令杨溥等重臣分列两侧，武定侯府的郭玹与身着素色儒衫的郭玘立于殿中偏侧，神色凝重。
张秉捧着锦盒，缓步走入殿内，躬身行礼：“臣张秉，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朱高炽的声音温和，“张秉，此次重审巩昌侯府旧案，你是主要核查官，相关卷宗与证据，你可都已备妥？”
“回陛下，臣已备妥。”张秉起身，将锦盒放在殿中案几上，缓缓打开，“陛下，巩昌侯郭兴一族的冤屈，根源在于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此案牵连甚广，前后两次大规模清洗，波及公侯伯子男数十人，官员百姓逾五万之众，其中多有冤假错案。郭兴公父子，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他取出一卷《洪武朝功臣名录》，展开道：“陛下请看，郭兴公出身淮西，自太祖皇帝微末之时便追随左右，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攻克常州时，他身先士卒，破敌营七座；平定江西时，他智取南昌，生擒陈友谅部将张定边；北伐蒙古时，他镇守潼关，阻断元军退路，为大明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洪武三年，陛下追封功臣，郭兴公被封为巩昌侯，赐免死铁券，食禄一千五百石，其功绩与忠诚，均有朝廷档案可查。”
杨荣上前翻阅片刻，颔首道：“陛下，张侍读所言属实。吏部存档的《洪武功臣功绩册》中，对郭兴公的战功记载详实，确为开国功臣之翘楚。”
张秉继续道：“然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太祖皇帝以‘谋反’为由，大肆清算功臣。胡惟庸身为左丞相，权倾朝野，确有结党营私之举，但此案的审理过程，却充满了诸多疑点与不合规之处。其一，定罪证据多为口供，缺乏实质性物证。据卷宗记载，胡惟庸的供词前后矛盾，时而供认谋反，时而翻供，而其所谓‘党羽’的证词，多为刑讯逼供所得，可信度极低。”
他取出一份泛黄的供词副本，递呈给仁宗：“陛下，这是当年吉安侯陆仲亨的供词，上面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且多处情节与史实不符。而此类情况，在胡党案的供词中比比皆是。太祖皇帝晚年猜忌心重，锦衣卫与刑部为迎合上意，往往不择手段获取‘罪证’，这也是此案牵连甚广的重要原因。”
朱高炽接过供词，仔细翻阅，眉头渐渐皱起。他在东宫监国时，便曾对洪武朝的诸多冤案有所耳闻，如今亲眼见到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心中愈发确信胡惟庸案确有冤情。
“其二，此案的审理范围无限扩大，凡与胡惟庸有过丝毫交集者，无论公私，均被视为‘胡党’。”张秉的声音愈发激昂，“郭兴公与胡惟庸虽同为淮西勋贵，但素无深交。据《洪武朝起居注》记载，郭兴公一生谨慎，从不参与党争，与胡惟庸的所有往来，均为朝堂之上的公开公务，且多为军事调度相关，并无任何私下勾结的记录。吏部存档的《洪武十三年公务档案》中，详细记载了郭兴公当年的任职轨迹与公务往来，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刑部尚书金纯上前核实档案后，躬身道：“陛下，张侍读所言无误。刑部查阅了洪武十三年的相关档案，郭兴公与胡惟庸确无私下往来，所有公务均有迹可循，并无任何异常。”
张秉接着道：“其三，郭兴公在胡惟庸案爆发时，早已身患重病，根本无参与谋反的可能。据《巩昌侯府医案》记载，郭兴公自洪武十二年冬便偶感风寒，后病情日渐加重，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时，已卧床不起，连入宫面圣都无法成行，何来精力参与谋反？这一点，当年为郭兴公诊治的太医与府中亲信均可作证。”
他取出几份证词副本：“陛下，这是当年为郭兴公诊治的太医李默的证词，以及巩昌侯府管家郭福的证词，均能证明郭兴公在胡惟庸案爆发时的身体状况。洪武十七年，郭兴公病逝，太祖皇帝追赠其为陕国公，谥‘宣武’，若其真为‘胡党’，太祖皇帝怎会如此厚待？”
朱高炽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看向郭玘，眼中满是怜悯：“郭玘，张侍读所言，是否属实？”
郭玘躬身道：“回陛下，张大人所言句句属实。先祖父病重期间，父亲与叔父日夜照料，府中上下均可作证。先祖父一生忠勇，绝无可能参与谋反之事。”
张秉见状，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沉肃，将核查中最关键的政治隐情托出：“陛下，最令人深思的，莫过于郭兴公病逝六年之后，竟在洪武二十三年被追加为‘胡党’。此事绝非偶然，实与当时的朝堂权力格局紧密相关。”
他从锦盒中取出一卷《洪武实录·卷二百一十七》，展开其中一页，躬身呈上：“陛下请看，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余波未平，太祖皇帝又因蓝玉等手握重兵、骄纵跋扈而心生忌惮，彼时朝廷正大力收拢京畿卫戍兵权，削夺勋贵的军事权力。郭兴公虽已离世，但巩昌侯府的势力犹在——世子郭景振承袭爵位后，仍执掌着三千京畿骁骑营的兵权，这支部队驻守京城左掖门，乃是拱卫皇城的核心力量，与太祖皇帝集中兵权的诉求产生了直接冲突。”
殿内一片寂静，众臣皆是神色微动。杨荣捻着胡须，沉吟道：“张侍读此言，确有道理。洪武二十三年，太祖皇帝确曾下旨调整京畿卫戍布局，将勋贵执掌的兵权逐步移交至皇室宗亲与心腹将领手中。”
张秉颔首，声音铿锵有力：“正是如此。太祖皇帝晚年，对淮西勋贵的猜忌已达顶峰，胡惟庸案的爆发，不过是他削夺勋贵兵权的契机。郭景振手握京畿兵权，又身为淮西勋贵后裔，自然成了太祖皇帝的眼中钉。所谓‘承袭父志，意图翻案’的罪名，不过是欲加之罪。洪武二十三年的追加定罪，本质上是太祖皇帝为巩固皇权、集中兵权而采取的政治手段，郭兴公父子，不过是这场权力博弈中的牺牲品。”
朱高炽接过《洪武实录》，目光落在那一行行关于兵权调整的记载上，面色愈发凝重。他终于明白，巩昌侯府的冤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刑狱不公”，而是明初皇权与勋贵权力博弈的必然结果。
宗人府令杨溥核实相关记载后，躬身道：“陛下，张侍读所言属实。宗人府存档的《洪武二十三年勋贵兵权核查册》中，确有郭景振执掌京畿骁骑营的记录，且其被削爵流放的时间，恰与太祖皇帝调整京畿兵权的时间完全吻合。”
朱高炽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拿起案几上的卷宗，仔细翻阅着，心中愈发愤怒。郭兴是开国功臣，忠勇一生，却因太祖皇帝的猜忌而被追认为“胡党”；郭景振承袭爵位，恪尽职守，却被无辜杀害，巩昌侯府一族更是流离失所，隐姓埋名，这实在是天大的冤屈。
“陛下，”张秉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郭兴公一族的遭遇，并非个例。洪武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甚广，许多开国功臣都因此蒙冤。这些功臣为大明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家族覆灭的下场，实在令人心寒。如今陛下即位，推行宽政，平反冤案，正是为这些无辜蒙冤者洗刷冤屈、收拢人心的最佳时机，亦是对明初政治得失的反思与修正。”
他躬身叩首：“臣恳请陛下，为郭兴公一族平反昭雪，还他们一个清白！”
郭玹与郭玘也连忙跪倒在地，齐声道：“臣（草民）恳请陛下，为郭兴公一族平反昭雪！”
殿内的其他重臣见状，也纷纷躬身道：“陛下，张侍读所言极是，恳请陛下为郭兴公一族平反！”
朱高炽看着跪在地上的众人，又看了看案几上的卷宗与证据，心中已有了决断。他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张秉，你起身吧。郭玹、郭玘，你们也平身。”
“谢陛下！”三人起身，眼中满是期盼。
朱高炽的目光扫过殿内的重臣，沉声道：“郭兴公是开国功臣，忠勇一生，功绩卓著，这是不争的事实。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其中确有诸多冤假错案，郭兴公一族便是其中之一。郭兴公病逝后被追认为‘胡党’，郭景振侯无辜被杀，巩昌侯府一族流离失所，实属冤屈。”
他顿了顿，继续道：“今日，朕便下旨，重审巩昌侯府旧案。着吏部、刑部、宗人府联合核查，务必实事求是，还原真相。若核查结果确如张秉所言，郭兴公一族确系蒙冤，朕定当为其平反昭雪，还他们一个清白！”
“陛下圣明！”殿内众臣齐声高呼。
张秉心中一块大石落地，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今日的御前会议，已经为巩昌侯府的平反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接下来，便是要通过严谨的核查，彻底还原真相，让郭兴公一族的冤屈得以洗刷。
御前会议结束后，吏部、刑部、宗人府立刻组建了联合核查小组，由张秉牵头，负责具体的核查工作。仁宗下旨，要求核查小组“实事求是，细致入微，务必还原案件真相，不得有任何偏袒与遗漏”。
接下来的一个月，张秉带领核查小组，埋首于翰林院与吏部的档案库中，对胡惟庸案及巩昌侯府相关的所有卷宗进行了逐一梳理。阻力依旧未断——锦衣卫暗中监视核查小组的行踪，有旧案牵连的官员则故意拖延提供档案，甚至暗中篡改部分记录。张秉早有防备，他带着核查小组日夜值守档案库，每一份卷宗都核对原件与副本，遇到篡改痕迹便立刻封存，并请翰林院的文吏鉴定笔迹年代，硬是在重重阻挠中，梳理出了一份铁证如山的核查报告。
他们不仅查阅了当年的定罪档案、供词证词，还调取了郭兴公的功绩册、任职记录、医案，以及洪武朝的起居注、公务档案等，力求从各个角度还原事件的真相。郭玹与郭玘也积极配合核查工作，将家中珍藏的郭兴公手书、玉佩拓本、家族族谱等信物悉数交由核查小组查验。郭玘还回忆了父亲郭斌（郭景扬）临终前告知他的家族遭遇，为核查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经过一个月的细致核查，核查小组终于整理出了一份详尽的核查报告。洪熙元年夏，仁宗再次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听取核查小组的汇报。
张秉捧着核查报告，缓步走入殿内，躬身行礼：“陛下，臣已带领联合核查小组，完成了对巩昌侯府旧案的核查工作，现将核查结果向陛下禀报。”
“呈上来吧。”朱高炽道。
内侍接过核查报告，呈给朱高炽。朱高炽仔细翻阅着，神色愈发凝重。
张秉站在殿中，朗声说道：“陛下，经过一个月的细致核查，臣等已确认，巩昌侯郭兴一族确系蒙冤。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其一，郭兴公与胡惟庸无任何谋反关联。据《洪武十三年公务档案》记载，郭兴公与胡惟庸的所有往来，均为朝堂之上的公开公务，主要涉及军事调度与边防事务，并无任何私下勾结的记录。且郭兴公自洪武十二年冬便身患重病，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时，已卧床不起，根本无参与谋反的精力与可能。这一点，有当年的太医证词、巩昌侯府医案及府中亲信证词为证。
其二，郭兴公被追认为‘胡党’，实属无稽之谈。郭兴公于洪武十七年病逝，太祖皇帝追赠其为陕国公，谥‘宣武’，并下令厚葬，这充分说明太祖皇帝当时对郭兴公的忠诚是认可的。而洪武二十三年，郭兴公被追认为‘胡党’，定罪证据仅为两名已被处死的‘胡党’成员的攀咬之词，并无任何实质性依据。经核查，这两名‘胡党’成员与郭兴公素无往来，其攀咬之词前后矛盾，明显是为了自保而编造的谎言。
其三，郭景振侯爷无辜被杀，实属冤屈。郭景振侯爷承袭巩昌侯爵位后，恪尽职守，积极参与军务，并无任何谋反之举。据《洪武二十三年京畿卫戍档案》记载，郭景振侯爷在任期间，军纪严明，练兵有方，京畿卫戍力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深受将士爱戴。而其被定罪的理由‘承袭父志，意图为父翻案’，更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核查小组查阅了郭景振侯爷当年的所有言行记录，并未发现任何与‘翻案’相关的蛛丝马迹。
其四，胡惟庸案的审理过程存在严重的程序不公。此案的定罪证据多为口供，且多为刑讯逼供所得，缺乏实质性物证。审理过程中，锦衣卫与刑部为迎合太祖皇帝的猜忌之心，肆意扩大审理范围，凡与胡惟庸有过丝毫交集者，均被视为‘胡党’，根本不给予辩白的机会。这种审理方式，必然导致大量冤假错案的发生。”
张秉顿了顿，再次强调那桩冤案背后的政治逻辑：“陛下，臣等核查时还发现，洪武二十三年对郭兴公的追加定罪，与当时太祖皇帝集中兵权的诉求直接相关。彼时蓝玉案刚定，京畿勋贵兵权过重的问题引发太祖忌惮，郭景振执掌的京畿骁骑营乃是皇城屏障，自然成为削权的目标。所谓‘胡党余孽’的罪名，不过是掩盖皇权与勋贵权力博弈的借口。”
吏部尚书杨荣上前躬身道：“陛下，张侍读的核查报告详实可信，证据确凿，臣等均无异议。恳请陛下为郭兴公一族平反昭雪。”
刑部尚书金纯与宗人府令杨溥也纷纷附和：“恳请陛下为郭兴公一族平反昭雪！”
朱高炽放下核查报告，眼中满是感慨与愤怒。他没想到，洪武朝的胡惟庸案竟然存在如此严重的冤假错案，郭兴公一族的遭遇实在令人同情。他看向站在殿中的郭玘，心中满是怜悯。
“郭玘，”朱高炽的声音温和却带着威仪，“如今核查结果已出，你祖父郭兴、大伯郭景振均系蒙冤。你有何诉求，可当面告知朕，朕定会为你做主。”
郭玘闻言，心中激动不已，连忙跪倒在地，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陛下圣明！草民代巩昌侯府上下，谢陛下为祖父与大伯洗刷冤屈！”
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泪光，却神色坚定：“陛下，草民今日所求，并非恢复巩昌侯的爵位，也非谋求一官半职。自祖父与大伯蒙冤后，族人颠沛流离，隐姓埋名，入了军籍，在海州盐碱地耕作为生，受尽了苦楚。草民只求陛下恩准，让巩昌侯府后裔脱离军籍，定居海州，永为良民，远离政治纷争，安稳度日。”
此言一出，殿内众人皆露出惊讶之色。谁也没想到，郭玘放着世袭爵位与官场前程不要，只求族人脱离军籍，做个自在百姓。
朱高炽也颇为意外，他看着郭玘，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你可知，恢复巩昌侯爵位，你便可承袭侯位，享尽荣华富贵？为何只求脱离军籍，做个普通百姓？”
郭玘再次叩首：“陛下，荣华富贵于草民而言，不及族人安稳度日重要。祖父与大伯一生忠勇，却因政治纷争蒙冤，草民不愿族人再卷入朝堂漩涡。海州虽地处偏远，盐碱地虽贫瘠，却是族人赖以生存的家园。草民只想带领族人，耕种劳作，兴办教化，安稳度日，不负祖父‘忠勇传家’的家训，也不负陛下的浩荡皇恩。”
他顿了顿，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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