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这个家里忍受了二十二年。

二十二前她十五岁,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巫师世界,身上只有一百英镑钞票和一封写着“愿你活得像个人”的信。她在伦敦东区的桥洞里睡过,在洗衣房里把手泡得发白起茧,在旅店里被醉汉抓住手腕,在裁缝铺的蒸汽里把灵魂压缩进一个极小的容器里只留下吃饭睡觉工作活着这些最基本的功能。

她嫁给托马斯·米勒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依赖,不是因为他是任何意义上的好人,他只是她走投无路时唯一的屋顶,而她为那屋顶付出的代价是二十年没有尊严的生活,是被揪着头发拖过巷子,是被一次次侵犯却连报警的资格都没有,是把所有痛苦压到胸腔最深处压到连自己都以为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她以为她能继续忍下去,至少忍到埃琳娜十一岁,忍到猫头鹰送来那封用翠绿色墨水写成的信,忍到她的女儿进入那个她曾经被驱逐的世界、重新拿回那些属于温特斯顿血脉的一切。她以为她可以。

但她错了。这世间所有的忍耐都有一个临界点,它不是一个柔韧的气球可以无限膨胀,在它碰到一根具体的针、一道明确的线的时候,整个堤坝会在一个心跳之间崩塌。

那根针是丹尼斯覆在埃琳娜肩膀上的手。

那条线是艾米莉揪着埃琳娜头发往桌上撞时嘴里喊出的那些肮脏的词汇。不是针对她自己,如果是针对她自己,她可以继续忍,她这二十年就是靠忍活下来的,但那是她的女儿。

那个七岁时为了她挡在托马斯面前、脸上被碎瓷片划出一道血痕却不哭的孩子;那个在破釜酒吧二楼学魔法、每次进步时都会朝斯内普露出灿烂笑容的小女巫;那个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外祖父在古灵阁地下金库每年存一枚加隆、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哥哥在温特斯顿庄园等着找到她的女孩。

她的女儿不是废物。她的女儿是巫师。她的女儿比这个房间里所有人加起来都更有资格被称为“人”。

伊索贝尔转过身。她的动作很慢,像是被某种比恐惧更沉重的力量推着。

她走到厨房的刀架前,那是老旧的木质刀架,里面插着几把不同尺寸的菜刀,刀刃用了很多年已经磨得有些薄了,但正因如此反而格外锐利。

她伸出手,拔出了最大的那一把。刀柄是木头的,被多年的油渍浸得发黑发亮,握在掌心里有一种实沉的、冰冷的安全感。刀刃从刀架里拔出来时发出一声轻微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在厨房的混乱中几乎没人听到。

她的手指在刀柄上收紧,指关节泛出苍白色,那些被针扎被蒸汽烫被刀割留下的老茧紧紧贴着木纹。

托马斯正揪着埃琳娜的头发把她从桌上拽起来,准备再扇一巴掌。艾米莉还在骂,扯着埃琳娜另一边头发,嘴里的污言秽语像倒垃圾一样往外泼,丹尼斯则还瘫在碗柜旁边的地板上没完全回过神来,埃琳娜的魔力爆发把他弹飞的那一下并不轻。

厨房里所有的声音,托马斯的咆哮、艾米莉的尖叫、埃琳娜压抑的喘息和丹尼斯惊恐的呜咽,像一锅沸腾的、浑浊的、充满暴力与扭曲的浓汤,在腥暗中翻滚。

然后一切都停了。不是因为咒语,不是因为任何人的喊叫,而是因为一声从胸腔最深处撕裂而出的、不再是压抑的、终于把整个人生所有委屈都压进这一劈里的嘶吼。

伊索贝尔双手握着那把菜刀,从托马斯的右肩后侧斜劈了下去。那个动作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事先的警告,没有任何文学里常常出现的“我要杀了你”之类的台词。

她只是举起了刀,然后劈了下去。刀刃割开托马斯那件洗得发皱的白色汗衫,然后是皮肤、皮下脂肪、肌肉,最后抵在肩胛骨上,发出一种沉闷的、类似于劈开湿木头的声音。

鲜血几乎是瞬间涌出来的,不是一滴一滴,而是一大片,从刀锋嵌进去的伤口处像决堤一样喷涌而出,染红了白色汗衫,染红了桌上那些还没收拾的碗碟,染红了伊索贝尔握着刀柄的双手和手腕。

那血是热的,溅在她皮肤上时她甚至有一瞬间的错觉,那热度像是一个久违的拥抱,像一个被她压抑了太久的、已经不记得该如何表达的自我终于从她身体里挣脱了出来。

托马斯发出一声惨叫,那不是他平时喝醉后骂人时的粗豪嗓门,而是一种被突如其来的剧痛撕裂的、尖利的、几乎不像是从成年男人喉咙里发出的哀嚎。

他松开了揪着埃琳娜头发的手,身体猛地向左边踉跄了两步,摔倒在地上。他的右肩斜向延伸出一道一掌长的、深可见骨的伤口,血液从那里不断地往外涌,在他身下的地板上迅速积成一滩,暗红色的液体在石板的缝隙间蔓延,像一幅用错误颜色画成的抽象画。

他捂着伤口,试图用手按住那道被劈开的缺口,但血从指缝间继续渗出来,怎么也止不住。张开的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含糊的气音。

艾米莉尖叫起来。

她松开了埃琳娜的头发,整个人往后跳了一步,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眼睛瞪得像两颗快要掉出来的玻璃球。她看着趴在地上的父亲和拿着滴血菜刀的伊索贝尔,看着那双二十年来一直低垂此刻却直视着她的眼睛,那是一道完全陌生的冰冷,有耗尽一切忍耐之后的沉静,也有一种近乎巫术的、能将整个家连根拔起的决绝。

她被那目光钉在了原地,平日里那些尖酸刻薄的词汇此刻全部卡在喉咙里,一个音节都吐不出。她的身体在发抖,从膝盖到脊椎到肩膀。

埃琳娜抬起头。她的头发凌乱不堪,额头那道新增的擦伤还在渗血,左脸被托马斯扇了一巴掌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几道指印在苍白皮肤上清晰得刺眼。

但她没有哭。她看着母亲,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围裙的、双手沾满鲜血的、站在厨房昏黄灯光下像一尊从远古深渊里走出来的复仇女神一样的女人。

那一刻她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沉默隐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的伊索贝尔·米勒,而是另一个她只在破釜酒吧二楼那些关于魔法世界的谈话里隐约窥见过的人,伊索贝尔·奥罗拉·温特斯顿,温特斯顿家族第十三代嫡女,纯血巫师家族的后裔,那个十五岁时被驱逐却从未在心里接受被驱逐的灵魂。

她体内的魔力在那一瞬间做出了本能的回应。不是蓝光气浪,不是防御性的弹飞,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从魔力回路的最深处涌出来的、缠绕着愤怒和悲伤和某种她还没学会如何命名的情感的暖流。

那暖流沿着她的血管蔓延到四肢百骸,让她的指尖开始泛出微弱的金色光晕,让周围那些碎玻璃、空酒瓶、掉在地上的叉子和勺子开始微微震动,发出细小的叮当声。

那不是咒语,不是她学的任何一种魔法技艺,而是纯粹的能量,从她被压了九年的灵魂里被母亲这一刀劈开的出口喷涌而出。

丹尼斯·克劳福德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捂着被撞得发木的后脑,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托马斯和正疯狂尖叫的艾米莉,又看了一眼那个正蹲在角落里将女儿紧紧护在身后、浑身沾满鲜血却眼神冷得像一月初的泰晤士河水的伊索贝尔。

恐惧攥住了他。

他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他从未在女人脸上见过的东西,不是歇斯底里,不是痛哭流涕,不是任何他以为会在他老婆或老婆继母身上看到的那种女性的崩溃,而是一种真正的、沉到底的杀意。

那杀意已经被使用了,但它还没有消散,它仍然笼罩在这个厨房里。他踉跄着后退了两步,然后转身朝门口冲去,撞开没关严实的门板,冲进冰冷的一月夜晚的巷子里,脚步声在空荡的街巷中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泰晤士河方向传来的汽笛声里。

艾米莉没有跑,她跑不动。她怀着四个月的身孕,刚才那场混乱让她的小腹已经开始隐隐作痛,而在那个蓝色气浪把她继父弹飞的时候,她站在气浪波及的范围内,只是那冲击主要正对着丹尼斯,她所受的余波没到把她整个人弹飞的程度,却仍然让她跌倒在地。

此刻她的肚子正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收缩,那种绞痛从腹部深处蔓延到整个下半身,让她腿软得站不起来。她用颤抖的手撑着地板想把自己撑起来,却只感到大腿内侧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皮肤淌下来,先是一滴,然后是一道,然后是一片,暗红色的,比正常经期的颜色更深更厚,拖着她身体的热量往外流。

她低头看了一眼,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要死了。”

她用仅剩的力气爬向墙角那台挂在墙上的老式电话,拽下听筒,用沾满她自己的血的手指拨了三个数字,九九九。她的声音在电话接通后变成一连串破碎的、尖锐的哭喊:“救命……我父亲被砍了……我流产了……地址是霍克街三十七号……求你们快来……她要杀了我们……”

伊索贝尔没有阻止艾米莉打电话。

她站在那里,手里仍然握着那把沾满血的菜刀,刀尖朝下,血液沿着刀刃一滴一滴地落在石板地上,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啪嗒声。

她低头看着那把刀,这是她在这栋房子里用了二十年的刀,切过无数土豆胡萝卜猪腿骨边角料,它从来只是一把工具,一个在贫寒生活里用来把廉价食材变得勉强可口的工具。

现在它变成了证据,变成了凶器,变成了她十五岁被赶出温特斯顿庄园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触碰到的真正的反抗。她把刀放在了桌上,然后转向埃琳娜。

“埃琳娜,”她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却还撑着一副骨头,“你听妈妈的话。警察马上就会来。你必须告诉他们你不是故意的,刚才那个蓝色的光,你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们不会相信你,但他们也不会相信一个九岁女孩能把成年男人弹飞。他们会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告诉他们,你是被打得头昏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咬死这几句话,什么都不要说关于魔法的事。”

埃琳娜拼命摇头,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之前的倔强在这一刻被母亲呈过来的冰冷现实打碎。

“妈妈,我不走!你都是为了我,他们会把你关起来的!我跟你一起去。”

“你听我说。”

伊索贝尔蹲下身,双手捧住女儿的脸,拇指轻轻擦去她脸颊上的泪水和血迹,动作极其温柔,像是在触碰一件随时会碎裂的瓷器,而那双手上还沾着刚刚砍伤托马斯时溅上的鲜血。

埃琳娜第一次发现,母亲手上那些被洗衣房的碱水泡皱又被裁缝铺的针扎穿又被过去那漫长的贫困炊爨磨出层层老茧的皮肤,都已经不再是年轻时那个纯血家族小姐拿书页的柔软模样;但此刻,这双粗糙的手正无言地托住她的脸,好像在把最后一点自己能给的坚定全部传递出去。

“妈妈做了二十年哑巴,也做了二十年懦夫。我以为忍下去就能让你平安长大,但我错了。妈妈早就应该做的事,今天才做,已经太晚了。但至少现在,妈妈还能保护你最后一次。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斯内普教授每周末都说过的话你都记得,你是一个女巫,你体内有你外祖母的血、有你外祖父的血,有整个温特斯顿和塞尔温两大家族的血。你要回到那个世界去,不管用什么方式。”

说完她收回了手,低下头从自己左手无名指上褪下一枚银戒指,那枚极细的素圈,内圈刻着“奥罗拉·瓦莱里亚赠女伊索贝尔”,这上面有她从十五岁那年就再也没放下的名字。

她把戒指塞进埃琳娜掌心,合上女儿颤抖的手指,那枚银圈在她们交握的手掌里迅速染上相贴的体温。然后是另一枚,她贴胸藏了二十年的那枚,内圈刻着“卡修斯·阿布拉克萨斯赠妻奥罗拉”的戒指也从脖子上摘下来,一起推入埃琳娜的掌心。

“这是你外祖母和外祖父的戒指,”她说,声音很轻很稳,像是把这两枚薄薄的银圈放在女儿手中就等于把一个沉甸甸的、跨越了二十年恨与悔的归属感交还给了它真正该流向的地方,“收好。”

埃琳娜紧紧攥住那两枚戒指,掌心的汗和母亲手指残留在银面上的余温混在一起,把那些刻字沁得更深。

“妈妈……”她的声音在发抖,所有这两年半斯内普教的控魔术和大脑封闭术都在这一刻失效,她只是一个九岁半的女孩,她的母亲刚刚用一把菜刀砍伤了父亲,警察马上要来把母亲带走,而她不知道下一次见到母亲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那个叫“麻瓜监狱”的地方能不能让她活着回来。

“别怕。”

伊索贝尔用拇指抚过女儿眉尾那道旧疤的边缘,那是七岁时埃琳娜为她挡碎瓷片留下的,银白色的细线,摸上去有微微的凹陷。她给了它一秒钟的触碰,然后收回手,站起身。

“过去这二十年,我每一天都在怕。但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你会活着,会比这栋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活得更好。”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刺耳,穿过霍克街那些狭窄的巷子和灰扑扑的楼房,最终在米勒家老房子门口戛然而止。紧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对讲机的嘶嘶声、以及警察踹开门时那扇老旧的橡木门撞击墙壁的巨响。

门板上的合页已经锈了几十年,被这一踹直接断裂,木屑和铁锈飞溅在走廊的地毯上。

四个穿制服的警察冲进厨房时,看到了一幅让他们所有人都至少停顿了两秒钟的画面:地上躺着失去意识的托马斯·米勒,右肩一道深入骨头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他的身体下面是一大滩已经半凝固的暗红色血液,把石板的灰白底色彻底盖了过去;墙角蜷缩着哭泣不止的艾米莉·克劳福德,她的浅灰色孕妇裙下摆被血染透,身下的血迹比父亲的小但还在不断扩大中;靠近碗柜的地板上有一片明显的撞击痕迹,旁边凌乱地散落着破碎的啤酒瓶和瓷盘碎片;而站在厨房正中央的,是一个穿着洗得发白蓝色棉布裙的中年女人,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间和手腕上全是已干或未干的血迹,那把菜刀就放在旁边的桌上,刀刃上残留的血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片暗沉;她身后站着一个九岁半的女孩,头发凌乱,脸上有淤青和擦伤,眼眶红肿,却站得比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更直。那个女孩用手捂着自己的肩膀,那里刚才被丹尼斯的手掌覆过的位置,此刻仍然残留着某种恶心的触感。

领头的警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络腮胡,浓眉毛,脸上的表情在推开门的瞬间从职业性的严肃变成了一种难以掩饰的惊愕。他在伦敦东区当了十五年警察,见过太多家庭暴力、醉酒斗殴、夫妻互殴甚至父子相残的场面,但他很少见到这样一整间厨房像被小型爆炸席卷过一样,碎掉的碗柜门,翻倒的椅子,满地的玻璃碴子和血迹,以及那个站在这一切中央、浑身是血却表情平静到近乎冷漠的女人。

他下意识地把手按在腰间的警棍上,另一只手举起来做了个制止的手势。

“别动!双手举起来!”

伊索贝尔没有举起来。她只是极其平静地、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一样说了一句:“是我干的。刀是我砍的。”

警察迅速控制住了场面。两个人上前把伊索贝尔的双手反剪在身后铐上了手铐,她没有任何反抗。

另外一个人去检查托马斯的伤势,蹲下来看了看他肩上的刀口后对着对讲机喊了句“需要急救,男性伤者大量失血”,紧接着又看到墙角的艾米莉,顿了一秒补充道,“还有一名孕妇,疑似流产,也急需救护车。”

第四名警察注意到了埃琳娜。那个瘦小的、脸上带着伤的女孩站在那里,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肩膀,另一只手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他看不到,因为那东西被她攥得太紧,指缝间只泄出微弱的银色光泽。

她的眼睛是绿色的,那双眼睛的底色是祖母绿般的深翠,瞳孔边缘有一圈极细的金色环纹在闪烁,此刻正用一种不符合她年龄的沉静与悲伤看着被铐上的母亲,没有哭闹,没有尖叫,没有像大部分同龄孩子那样歇斯底里地冲过去抱母亲。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株被暴风雨打弯了却没有折断的芦苇。

那警察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埃琳娜把目光从母亲身上移开,看着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把攥着戒指的那只手塞进了口袋里。

“埃琳娜。”她说。“埃琳娜·米勒。”

警察点了点头,用笔在记事本上记了下来。

“你家发生了什么事?你父母吵架了吗?”

埃琳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另一只手上残留的血迹,不是她自己的,是母亲把戒指塞进她掌心时沾上的。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抬起头,用一种清晰而冷静的、不像九岁半孩子的吐字说:“我妈妈是为了保护我。”

救护车比警察晚了十分钟到达。

担架抬走了昏迷的托马斯,带他前往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中心。另一个担架抬走了仍在哭泣的艾米莉,她的情况比托马斯更复杂,流产已经开始,羊水和血混在一起从她的腿上流下来,把担架的白色床单染红了一大片,急救人员给她戴上氧气面罩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推上救护车。

伊索贝尔被两个女警带上了另一辆警车。她被铐着双手,低着头,走出那扇曾经在她最绝望时给她庇护、又在之后的二十年成为她囚笼的门。

她走上警车前,抬起头看了一眼那栋弥了血迹与尖叫声的老房子,看了一眼二楼阁楼那扇巴掌大的窗户,那扇她每晚在天窗下方坐着,看着一小块灰蓝色天空的窗户。

然后她低下头,任由女警把她推进警车后座。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重,像一道闸门,把她和过去二十年隔成了两边。

埃琳娜站在冰冷的街道上,身上披着一名女警临时找来的毯子,看着母亲被带走。她的手指插在口袋深处,紧紧握着那两枚银戒指,指尖摩挲着内圈的刻字。

她没有哭,不是不想哭,而是眼泪已经在刚才那场巨变里流干了,眼眶干涩发痛却再无湿润。伦敦一月的冷风从泰晤士河那边刮过来,吹在她肿起的脸颊上,冻得她直哆嗦。

她没有去找母亲,也没有去追那辆警车,因为她知道母亲最后说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她说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保护女儿,她做了二十年哑巴二十年懦夫,现在她终于做了自己能做的,剩下的,“你是一个女巫”。

埃琳娜低下头,在大衣的遮盖下张开攥着戒指的手。两枚银素圈安静地躺在她掌心,在街道拐角那盏老路灯的昏黄光线里幽幽地反射着微弱的光。

她把戒指重新攥紧,然后抬起头。她不知道今晚能在哪里过夜,不知道母亲会面临什么刑罚,不知道托马斯会不会死在医院里,不知道艾米莉的孩子保不保得住,不知道丹尼斯逃去了哪里,不知道明天周六的破釜酒吧还能不能去。

她只知道一件事。她答应过母亲,她会回到那个世界去,不管用什么方式。

而那个世界里,有一个人,有一个永远穿着黑袍、说话冷得像刀锋一样却从不真正伤害她的人,会在周六下午两点推开破釜酒吧二楼那扇门,等着她。

警局里的灯光是惨白色的,和圣玛丽医院产房里的那种白不一样,医院里的白是带着消毒水气味的、和生命有关的白,而警局里的白是荧光灯管发出的、带着嗡嗡电流噪音的、让人神经不由自主紧绷起来的白。

埃琳娜被一名女警带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几把塑料椅子和一面嵌在墙上的镜子,她后来在电视上知道那叫单向玻璃,镜子后面有人能看见她,而她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

桌上放着一杯水和一个三明治,是女警从自动贩售机里买的,她一口都没碰。她坐在椅子上,毯子还披在肩上,手指一直插在口袋里,握着那两枚戒指。

门开了,进来的是两男一女,两个穿着便衣的警探和一个负责记录的女警官。他们的态度还算温和,至少在开口之前所有表情都是收着的。

但在他们问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埃琳娜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母亲教她的那样说了。流利得不像是从脑海提取出的记忆,更像是从这间惨白关押室的荧光灯管拆除后又重新组装出的一段保护性屏障,她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说,“爸爸打我,然后我突然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脑袋撞在桌子上,耳朵里嗡嗡响,等我回过神来,妈妈已经把刀拿在手里了。”

她全程没有提到魔力的爆发,没有提到那道蓝光,被问到丹尼斯是怎么飞到碗柜那里去的,也只是摇头,说没看到,是真的没看到,她当时脑海里炸开的情绪余波还在,导致那段记忆部分模糊。

“我的肩现在还是很疼,他压着我,我头就蒙了。”

她用九岁半可以有的最本能的叙述,加上恰到好处的沉默,把这一切推给恐惧和混乱。

警察们交换了几个眼神。他们不是没遇到过这种案子,丈夫长期家暴,妻子忍无可忍之后反击,孩子们被打怕了学会了在警方面前保护母亲同时保护自己。

这个女孩的回答没有破绽,因为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她自七岁起就在反复体验的真实:暴力、恐惧、大脑一片空白。至于丹尼斯是怎么飞到碗柜那里的,警探初步判断可能是托马斯在混乱中推了他,而女孩因为被打得太厉害记忆出现了断层。

埃琳娜的母亲伊索贝尔·米勒在警方的初步询问中供认不讳。每个人,包括给她做笔录的女警,都看到她说“是我干的,刀是我砍的”时,那双眼睛里没有任何辩解,没有装疯卖傻,没有试图归咎于丈夫的家暴,她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他是坏人”,只是平静地把犯罪事实清晰地陈述了一遍。

这种平静反而让负责本案的警探对这个案子多了一层复杂的感受,在被长期家暴的妇女里,能这样扛起一切责任的犯人,他见过不多。

在伊索贝尔被逮捕的当晚,由于埃琳娜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不能独自留在警局,必须联系其他成年家属或交由儿童福利机构临时监护。

警局大厅里的日光灯管把每个角落都照得惨白,值夜班的警长麦克格雷迪正趴在桌上打盹,忽然被一阵脚步声惊醒。

那脚步声不重,却带着一种让他后脊发凉的压迫感。他抬起头,看见两个男人从大门口走进来,一个穿着深灰色麻瓜外套,另一个穿着一件长得离谱的黑袍子,像是从哪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葬礼上直接走出来的。

穿黑袍的那个脸色苍白得像死人,头发像两道黑帘子一样垂在脸颊两侧,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大厅的惨白灯光下深得看不见底。另一个穿着深灰色外套的男人大约四十岁上下,灰蓝色的眼睛,下颌线条硬朗,步伐带着一种只有经历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人才有的沉稳与急促交织的节奏。

麦克格雷迪做了十五年警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组合。他下意识地把手按在腰间的警棍上,清了清嗓子:“先生们,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

穿深灰色外套的男人走到他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证件,动作干脆利落,像是做过一万次。

麦克格雷迪低头一看,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证件,上面的照片和面前这张脸完全吻合,名字是奥古斯都·温特斯顿。

他不知道的是,这张证件是傲罗指挥部为外勤傲罗准备的麻瓜身份文件之一,由魔法部国际魔法合作司与麻瓜政府高层之间极少动用的特殊联络渠道签发,真实有效,经得起任何麻瓜系统的核验。

“我来接一个孩子,”奥古斯都说,声音沉稳而有节制,每个字都像是被精心称量过才放出来的,“埃琳娜·米勒。她的母亲伊索贝尔·米勒今晚被带到了这里。”

麦克格雷迪的眉毛皱了起来。

他翻了翻桌上的记录本,找到了那个名字。

“米勒家的案子,霍克街三十七号,家庭暴力引发的持刀伤人,嫌疑人还在审讯室,受害人在医院急救。那个小女孩——”他抬起头打量着奥古斯都,“你是她什么人?”

“她舅舅。”

奥古斯都说。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在“舅舅”这个词上极其细微地颤抖了一下,那个颤抖极轻微,轻微到麦克格雷迪完全没有注意到,但站在他身后的斯内普捕捉到了。

那不是紧张,不是撒谎,而是一个人等待了二十二年终于有机会说出这个词时,被某种巨大的、压抑了太久的情感几乎冲垮理智边缘时发出的震颤。

麦克格雷迪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奥古斯都的脸,然后站起身,领着他们走过那条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走廊,在最尽头那扇紧闭的门前停下了脚步。

门上有一块小小的观察窗,玻璃上糊着一层半透明的灰垢,透过那层灰垢可以看到里面惨白的荧光灯和一张塑料桌子的边缘。

“她在里面,”麦克格雷迪说,“从被带进来就一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我们的儿童心理专员跟她聊过,没问出什么有用的东西。这孩子很沉默,但不像是因为受到惊吓的那种沉默,更像是。”

他顿了顿,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像是她在等什么人。”

奥古斯都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手指在金属表面上停留了一瞬,然后他转过身,用一种压得极低的声音对麦克格雷迪说:“请给我们几分钟,单独和她谈。”

麦克格雷迪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了大厅。

走廊里只剩下奥古斯都和斯内普两个人。惨白的灯光从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里嗡嗡地泻下来,把他们两人的影子投在走廊的灰色地砖上,一个瘦长,一个挺拔。

奥古斯都的手仍然放在门把手上,但他没有转动,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背脊挺得笔直却微微发抖。

“她在这里面,”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不像他自己的,“我妹妹的女儿在这里面。我用了二十二年才找到她们,而她们离我只有不到二十英里。二十英里,斯内普。从庄园到伦敦东区,开车四十分钟,用飞路网只需要三秒钟。这二十二年,我妹妹被关在那个地狱里,我却在庄园的书房里批那些该死的贸易文件。”

斯内普站在他身后两步远的位置,没有说话。他的表情依然是那种惯常的冷峻与淡漠,但他在听到奥古斯都说出最后那句话时,黑色的眼眸里有什么东西极其细微地动了一下。

不是怜悯,不是感动,但至少他不再像面对旁人时那样无动于衷。

他在接到埃琳娜魔力爆发时透过追踪咒感应到的瞬间,就披上了外出的袍子往壁炉里扔下飞路粉。

他没有通知邓布利多,没有通知麦格,而是直接用飞路网联系了温特斯顿庄园,因为两年前邓布利多说过,埃琳娜的母亲有权利选择是否与家人相认,但现在她本人已经身陷麻瓜监狱,监护权的问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奥古斯都在壁炉那头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回应,然后两人在查令十字路口会合,在赶往霍克街的路上,斯内普用最简短的语言把今晚发生的事告诉了奥古斯都,托马斯家暴、艾米莉煽风点火、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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