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那年,我头一回出海。奉的是衙门里的差,去霜穗群岛查粮。

我叫陆微之,在南边管漕粮的衙门里做经承。常年跟账簿、斛斗打交道。那年上头要查边岛的粮储旧账,差事落到我头上。

海路十一日。不好受。

出了外海,浪头有小山高,船像一片叶子,一颠一颠。阿顺吐得死去活来。我也吐了几回,吐到后来人轻飘飘的,躺在舱里听浪拍船,心里只剩一句:这趟差事别把命搭上。

第五日起,海面上漂起碎冰,风更硬。船老大说,越往北,海越冷。到霜穗群岛那几日,常常是一年里最后的通航期。再过些日子,海一冻,岛子就跟外头断了。

我带着老仆阿顺,坐船走了十一日,到了群岛最北的一座大岛。

岛上冷。五月里,山阴的沟底还结着冰,风从海上过来,刮在脸上跟刀子一样。岛子上种一季稻,百姓住木板房,房里铺草席,家家屋脊压着石块,防的是海风,那冷渗进骨头,一出门哈气成霜,睫毛上都结冰。人穿兽皮,戴护耳,说话瓮声瓮气。

吃的顿顿有鱼,有腌海菜。米是一年一熟的粳米,煮出来油亮。苗婆看我夜里做账辛苦,常温一壶米酒,煮一碗红小豆饭,说红豆在岛上是供福神、也是待客的好物。我那时不知,那红饭原是给“孩子”做的。

接我差事的,是岛上的大户苗澄海。他亲自带人在码头候着,穿一身厚棉袍。

岛上人讲,苗家发迹就是从“仓里有神”开始的。说是早先苗家也只是寻常渔户,有一年阖岛遭灾,独苗家仓满船安。这说法苗老爷从不否认。我初听只当富户排场,后来才晓得,那仓里供的哪里是神。

苗家在岛上数一数二,祖上打鱼、贩山货发的家,如今有几百亩水田,两处仓房,宅子里光长工就养着十几个。苗老爷那年五十出头,胖胖的,见人先笑,办起事来却仔细。他把我安置在西跨院,亲自领着人送了炭和米,屋里烧着炭盆,被褥是新晒的,有一股太阳和干草的味道。

炭盆烧得旺,一路的寒气散了大半。安顿下来头一夜,我就遇上一桩怪事。

睡到半夜,隔壁西仓房忽然有动静。

西仓是个木板搭的大库,离我住的跨院不远,白日里我看过,锁着,里头堆着稻种和旧农具。那动静先是窸窸窣窣,像有人翻动纸页。接着“咚”的一声轻响,像个小重物落在木板上。

我披衣起来,推窗看。风停了。月亮很大,仓房的影子黑黢黢地铺在雪似的霜地上。仓门好好锁着,四下无人。我立了半日,动静没了,只当是夜猫子闹的。

第二天吃早饭,我跟苗老爷提起。他脸上的笑淡了一淡,搁下筷子,摆手说仓房年久,木头热胀冷缩,夜里总响,让我不必理会。倒是伺候饭食的老仆苗婆,听见这话,手一抖,汤洒了半碗。

西仓我白日里进去过两回,为了查堆在库里的旧账。仓很大,木板地,梁上挂着成串的干种子,角落堆着犁、耙、旧织机,一架织机上还缠着半截断了的线,线头让风吹得轻轻摆。仓房最里头隔着一道木板墙,另有个小间,门上挂着锁。苗老爷说那是放陈年契书的地方,钥匙他自己收着,我那时只当寻常,如今想,那小间的位置,离我夜里听见响动的地方最近。

往后几日,怪事接二连三。

有一桩是阿顺先发现的。他白日里去仓房边取柴,回来说仓房后窗的木板里头,挂着一串小小的风铃。铃舌是海螺磨的,风一吹,声音细细的,像孩子笑。我去看。铃串下头的木板上刻着一行小字,刻得很浅,是岛上的土话。我请苗婆认,她脸一变,只说是什么“仓里平安”的吉祥话。再问,她就闭了嘴,只把手里那块抹布翻过来倒过去地叠。

再一桩是我有一早起来,看见院角的雪里印着一串小脚印。只有巴掌长。从西仓门口过来,绕着我的窗根转了一圈,又回去,到仓门墙根就断了。仓门上的锁,我验过,没动过。

还有夜里那“哐当哐当”的响。节奏匀,像谁在摆弄空了的织布机。阿顺吓得裹着被子坐了半宿,说这宅子里不干净。我没吭声。

我自小读律书,圣人的话一句句都在肚里,不信这些,可要全说是风吹的,脚印又实实在在,雪上的印子作不得假,我到底多留了个心眼。

苗家有个规矩,每晚苗婆都要往灶屋的小供台上摆一碗红米饭、两块糖糕,第二日清早再撤。我注意到,撤下来的碗,常常空了。有一回糖糕少了一块,另一块上留着个小小的牙印。浅浅的,是孩子的牙。

我问苗婆这是供谁的。老婆婆支吾半天,说是供仓神的,又说岛上人家都这样,让我莫问。

后来还是苗老爷自己,跟我透了口风。

他说这话之前,先让苗婆把屋门关上,又往火盆里添了块炭,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他说我们岛上,祖祖辈辈信一个“仓里小福神”。那神灵是个五六岁的红面小童,头发蓬蓬的,爱躲在人家仓房里,白日不出来,夜里爱翻纸、爱摆弄织机,有时还凑到人的铺盖边上睡。哪家仓里住着小福神,哪家就兴旺,稻子长得好,买卖顺当。小福神一走,这户人家,眼看着就要败。他说这话时声音放得很低,低得像怕惊动了什么。

在岛上,我还赶上一回满月夜。岛人聚在海边烧鱼唱歌,我喝了点酒先回。远远看见西仓后窗开着,窗台上坐着个小小的人影,两条小腿一晃一晃,望着海上的月亮。

我站住。那人影听见屋里苗婆咳嗽,便灵巧地翻进去,窗轻轻合上。第二天苗婆红了眼,说那是当年男娃最爱待的地方。往后便没再言语。

我问他,你家这小福神,住了多久了。苗老爷算了算,说打他记事就在,总有四十来年。又叮嘱我,夜里若真撞见了,莫喊,莫追,由着他去。喊了追了,福气就散了。他说这些话他憋了半辈子,除了地下的爹和守口如瓶的苗婆,没处可说。

我没料到,话才说出口,七日后,我真见着了。

那夜我为了赶一本旧账,独自在灯下核到三更。灯花爆了一下。我抬头。

西跨院通往后夹道的纸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道缝。缝里站着个小小的人影。

一个孩子。看上去五六岁,穿一件不合身的旧棉袄,棉袄上打着补丁。头发蓬蓬的,一张小脸在灯影里红扑扑的。他扒着门框,一双黑眼睛看着我桌上那半碟糖,那是我夜里就茶吃的。

我屏住气,想起苗老爷的话,没动,也没喊。我只把那半碟糖往桌边推了推。推得很慢。

那孩子犹豫了一阵,小手抓着门框,指节发白。就那么高。他看了看糖,又看了看我,喉咙里很轻地发出一个音,像想说什么。到底没进来。缩回身,纸门轻轻合上了。

我坐在原地,等了一炷香,才端着那碟糖走过去。夹道里空空的,尽头通着西仓的小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股气味,是红米饭和晒过的旧棉被的味道。

我把那碟糖搁在小门门口。第二天清早去看,碟子空了。旁边的木板上,用什么尖东西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圆圈,像个不会写字的孩子,在跟我道谢。

第二天,我没声张,私下却查了起来。

衙门里查旧账的差事,本就要翻看苗家早年的粮册。我在仓房角的旧柜里,翻出一摞更早的本子,纸都黄脆了,里头夹着不少零碎。有一本女红的旧册子,扉页上夹着两片褪了色的红纸,剪成小小的衣裳模样。乡下夭折的孩子,才有这个。另有一页,记着二十几年前一笔奇怪的开销:红糖、白米、小棉被,按月支。数目不大,却支了许多年。

我拿着这些去问苗婆。老婆婆先是不认,嘴唇抿得紧紧的,经不住我磨,又许了她绝不外传,到底抹着眼泪,跟我说了实话。

原来苗家的“小福神”,是人。

四十多年前一个大荒年。岛上冬天来得早,雪封了山,断了船,饿死了人,开春雪化,苗家的仓房门口连着两回有人夜里丢下襁褓。头一回是个男婴,第二回隔了两年,是个女娃。都拿破棉絮裹着,附的字条上只有生辰,没有姓名,想来是活不下去的外乡人家,晓得苗家仓里有余粮,把孩子往富户门口送,盼一条活路。

苗家老太爷心善,没报官,也没声张,悄悄把两个孩子养在仓房后头的夹间里。对外只说是远房亲戚的孩子,送来寄养。那夹间有门通仓房。白日里孩子不出来,夜里才放出来走动、吃东西。穿的是改小的旧衣裳,吃的是红米饭、糖糕,岛上人家耳目多,日子一久,仓房里有个“红面小童”的说法就自己长了出来。苗家也不点破。这名声,反倒成了最好的遮掩。

我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堵得厉害。苗婆又说,那个男娃,长到六岁上,冬里染了急病。命薄。那时海还冻着,请不来大夫,没熬过去,半夜里走了,葬在仓房后头的山坡上。女娃倒是活了下来。养到十来岁,有过路的远亲见了可怜,辗转打听到南边一户无子的人家,认作闺女,悄悄送走了。听说后来嫁了人,日子还好。

两个“福神”,一个没了,一个远走了。偏是从那以后,仓里再听不见翻纸的动静。苗家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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