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武的供词写到天亮才全部写完。
不是姜武写得慢,是他记的太多。七年前那趟押运的每一个细节,姜武全记在脑子里,藏了七年,一个字都没忘。
一个被追杀七年的人,每一天都在脑子里反复过这些事,不是刻意去记,是不敢忘。忘了就等于白逃了,白活了,白让韩彻和沈蘅**。
沈昭宁拿到供词时,墨迹已经干了。厚厚一沓纸,字迹粗硬生涩,每一笔都像用刀刻上去的。沈昭宁坐在偏厅的灯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站起来走到裴砚的书房,把供词放在他面前。
“戚家在永济渠沿线六家商号的具体位置,你能不能调水运司的旧档比对?”
裴砚接过供词翻了几页,眉头从微皱到紧锁,最后把供词合上放在案角。“水运司的商号注册旧档存在户部,调出来需要两天。但有一条更快的路,永济渠沿线的码头,当年归漕运总督衙门管辖,漕运衙门的巡查日志里会记录每一段水路的商船往来,包括商号名称、船身编号和载货种类。这些日志不受兵部管辖,戚家未必清理得干净。”
“你手上有?”
“没有。”裴砚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但漕运衙门的老漕运使致仕后在京郊养老,他手里留了一套私抄的巡查日志副本。这老头脾气古怪,不喜欢官府的人,但很喜欢跟人下棋。”
沈昭宁看着他。
“我去跟他下。”裴砚站起来,从衣架上取下外袍,“你在府里等着,天黑之前我把日志带回来。”
裴砚没有食言。当天傍晚,裴砚带着三本泛黄的巡查日志回到裴府,外袍上沾着草屑和泥点,显然那老漕运使住的不是高门大院。
裴砚把日志往桌上一放,自己倒了杯茶一饮而尽,然后翻开其中一本,指着某一页上密密麻麻的记录。
“癸卯年八月到十月,也就是军饷案爆发前的那段时月,永济渠沿线共有四家商号频繁往来的记录:戚记、顺源、永通、戚氏永济。四家,两家直接挂戚姓。顺源和永通当时在账面上分属不同东家,但船队编号和戚记用的是同一批船。也就是说,四家商号本质上都是戚家的买卖。”
沈昭宁把姜武的供词翻开,对照巡查日志上的记录。姜武说接手军饷私船的商号打的是“戚记”旗号,押运领头的姓戚,操的是南境一带的口音。巡查日志上记录的同一天同一段水路,戚记商号的船只在途,船身编号和姜武记忆中的编号前五位完全吻合。
“母族戚家。”沈昭宁说这四个字时声音很平,却像是把一块烧红的铁按在了冰水里,嗞的一声冒出白汽。
沈昭宁转向裴砚。“七年前军饷案,沈家被定的是什么罪名?”
“从犯。考语是‘经手文书不察,致军饷数目不合’。”
“主谋呢?”
裴砚沉默了一瞬。“没有。军饷案从爆发到结案只用了四十一天,主谋一栏始终空着。参奏沈家的折子被驳回了三次,说沈家一个文官不可能有调换军饷的能力。所以最后给沈家定的只是从。然后顺着沈崇山的经手文书往上查,查到转运司。但转运司那帮人早就弃卒保车,推到几个替罪羊身上,案子就算结了。”
“所以主犯从来就没查到过。”沈昭宁声音沉下去,“因为金銮殿上的大人们不想查到。”
裴砚没有接这句话。但他的不说话本身就是在回答。
沈昭宁走到窗边。窗外夜幕正一寸一寸地合上来,但她已经慢慢看得清楚了。军饷案是一张织了多年的网。网的最中心是戚家,戚家借着自家商号和三皇子生母在宫里的关系,把南境运来的军饷在第二关和第三关之间截走了三千石。为了掩盖截饷的痕迹,他们在兵部买通了核签小吏韩彻改账,在转运司安插了经手人,在鹿鸣渡以私船顶替官船。事发之后这把火烧向了沈家,沈崇山替他们被推出去的替罪羊背了锅。然后他们杀了韩彻灭口,毒**她母亲,一个不该出现在这盘棋上的妇人。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指向的是三皇子。军饷截下来的银子,是为了养兵还是打通朝中关节,沈昭宁暂时还不确定,但方向已经明确了:沈家旧案、婚书被换、母亲之死、军饷**,全都和三皇子及母族戚家脱不了干系。
“我要见一个人。”沈昭宁转过身来,语气没有任何起伏,“柳氏。她说过,那个给她药方的嬷嬷,左边眉尾有一颗痣。四十来岁,京城口音。宫里嬷嬷的衣裳,那是三皇子生母宫里的人。”
裴砚拧眉。“柳氏现在被圈在沈家家庙里,你父亲断了她的银钱人手,但人还活着。你要现在去?”
“现在。”沈昭宁开始整理桌上证据,把转运单、供词、巡查日志一件件收进木匣。
当天夜间,沈昭宁的马车停在了沈家家庙门口。家庙那扇破木门在夜风里吱呀作响,守门的护卫早已换成了沈崇山安排的人,见沈昭宁下来,无声地退到两侧。
西厢房里亮着一盏快要熬干的小油灯,灯火如豆。柳氏蜷在矮榻上,头发花白了大半,颧骨高突,两只手瘦得像枯枝。她看见沈昭宁推门进来,身体猛地往后缩了一下,脊背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你——”柳氏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随即提高了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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