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

午时她回二门里喝药。夏婆子已经等在茶房,碗摆着,一句话没说。她喝完,碗翻过来,扣在桌上。夏婆子看了看碗底,收碗走了。

天黑之后,都察院明日到。

外账房的规矩是:验账前一夜,账箱要全部搬下来,摆在明面上,一只一只点数,一只一只挂签。签是竹签,半尺长,签上写明箱号和年月,系在箱鼻的绳扣上。旧封条不许动。旧封条要等验官来了,当面启。

三十五只箱子,五个人搬了一个半时辰。沈知砚搬不动,只负责削签、写签。搬到最后,架子上空了。

只剩中间一层那一格。

那一格是空的。她拿一块木板挡上了。木板是账房原有的,尺寸正好,她把木板放上去,木板和架板之间垫了两张旧纸,让它看起来是平的。

胡敬之看见了。

“你挡它做什么。”

“明日验官数箱子,数到十七,会问。”

“问了怎么说?”

“说这一格本来是空的。”她说,“架子三十六格,验官按格点。点到十七,看见签子,就记一笔。他不问,就过去了。”

“他会问。”胡敬之说。

“问了,奴婢就说,这一格从来空着。”

他看了她一会儿。

“你不藏。”

“藏不住。”她说,“藏不住的东西,就记上。记上了,就是账里的一笔,不是窟窿。”

“你会做事。”他说。

“奴婢只是不想让验官问。”

“会做事的人在账房活不长。”他说完,转身走了。

戌时之前,三十六根签子写完了。三十六根。三十五只箱子,加上那块木板。签上的字是她写的,胡敬之念,她落笔。

“永熙十七年十月十四日点。”

“旧封庚子年十月。”

“第壹箱。”

写到第十七根的时候,胡敬之停了一下。

“这一根,写‘空’。”

她写了。一根签子,系在木板的绳扣上,签上正中间一个“空”字。系完,她退后两步看。三十六根签子,一模一样,全是她的字。这是她第一次把自己的字挂满一整面墙。

戌时,老赵打了一壶酒回来。酒是白干,装在一只旧锡壶里,壶嘴磕掉一块。碗是粗瓷的,三只。老赵、姓吴的书办、胡敬之,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

她在外头廊下,把今天刷封条用过的浆糊碗洗干净。

“沈姑娘。”老赵在里头喊,“喝一口?”

“奴婢不喝。”

“天冷。”

“奴婢还得回去。”

老赵没有再劝。一壶酒喝了半个时辰。

屋里传出碰碗的声音,然后是三个人说话。说的是明天的账,说验官姓什么,说姓程的那位手很重。老赵和姓吴的书办先走了。走的时候,姓吴的扶着墙,老赵扶着他。

“先生,我们先回了。”

“回吧。”

外账房只剩下胡敬之一人。沈知砚把洗好的碗摞在窗台上,进屋去收拾桌子。胡敬之坐在门槛上。他没有坐在屋里。他把门槛当凳子,两条腿伸在外头,背靠着门框,手里还端着半碗酒。

“沈姑娘。”

“先生。”

“坐。”

她在他旁边坐下。中间隔着一尺。院子里没有人。月亮被云遮了一半,只剩下一个边,把院墙照得灰白。

“明日来的那个姓程的。”胡敬之喝了一口酒,“他验过淮阴的仓。”

沈知砚没有接话。

“你知不知道淮阴仓在哪儿?”

“奴婢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了。”他说,“我去了三年,回来就不记得路了。”

他把碗里的酒晃了晃。

“那年雨大。”他说。

沈知砚看着院子。

“从五月下到八月。”胡敬之说,“仓里进水,退了一半,米泡在底下。泡过的米不能吃,可账上得有。”

“那怎么办?”

“晒。”他说,“摊在场上,晒三天,翻两遍。面上干了,里头还是潮的。装袋,上船。”

他说到这里,停了停。

“麻袋会发热。”他说,“堆在船舱里,三天就热。手摸上去是温的。打开袋口,冒白气,一股酸甜味。”

“那就是霉了。”

“霉了。”胡敬之说,“霉了的米,得有人签字。”

他把碗放下。

“谁签字谁死。”

院子里有一阵风,把廊下的灯吹得歪了一下。

“先生那年,在淮阴做什么?”她问。

胡敬之没有答。他把碗里的酒喝完,把碗放在膝上,用袖子擦碗沿。擦得很仔细,一圈一圈,擦到碗沿上没有一点水渍。

“攒典。”他说。

“攒典管什么?”

“管册。”他说,“册上的每一个字,都从我手上过。”

沈知砚没有说话。

“我这只手,就是那年抖的。”他说。

他把右手举起来,放在灯下。那只手在抖。抖得很轻,像风吹过一张薄纸。

“那年腊月,我在船上清舱。点到第三舱,手就抖起来了。抖了三个月。”

“为什么?”

“因为有一袋米是软的。”他说。

“软?”

“手按下去,按出一个坑,坑不起来。”他说,“软的米不能吃。可那袋米要上账。上账就得写‘好’。”

“先生写了?”

“写了。”

他把手放下。

“第三舱,靠左边,第七袋。”他说,“七年了,我还记得是第七袋。”

院子里很静。沈知砚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放在膝盖上,很稳。

“先生记得第七袋。”她说,“别的呢?”

“别的都是好米。”

“那签字的正官呢?”

胡敬之转过头,看她。

“沈姑娘。”他说,“你问得太细了。”

“奴婢只是听人说过一句。”

“你听人说过的,比府里所有人都多。”

沈知砚看着他的右手。那只手搭在膝盖上,抖得比平时厉害。他用左手扶住右手腕。

“先生。”她说,“我听人说,那年正官是两个人签的。”

那只手停了。胡敬之抬起头。他的眼睛在灯下看得很清楚,瞳孔里有一点灯的黄。

“谁说的?”

“奴婢不记得了。”

“不记得?”

“是。”她说,“府里人多,话多。听过了,就忘了。”

胡敬之看了她很久。

“我记不清了。”他说。

他把碗端起来,又放下。

“那年的事,我记不清了。”他又说了一遍。

沈知砚低下头。她知道,问到这里就断了。他刚才没有醉,他是醒的。一个醉了的人,不会把话说两遍。

她换了个法子。

她不再问。她只说。站起来,把桌上的碗收进木盆里,一只一只摞好。

“我父亲说过一句话。”她说。

她说得很轻,像在说天气。

“账要留一线。”

胡敬之忽然接了一句:

“线留给自己。”

他说得很快。说完,他的手僵在碗上。

屋里静下来。静得能听见灯芯烧的声音。那是极细的、嘶嘶的响。沈知砚没有回头。她继续摞碗。第二只碗摞上去的时候,碗沿碰到下面那只,响了一声。

胡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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