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二日。
距离法西斯德国在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军事工程学校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刚刚过去了四天。
欧洲的战争结束了。
但柏林的天空依然是灰暗的。
几百万吨炸药将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首都，犁成了一片砖石与钢铁混合的荒漠。
国会大厦的穹顶千疮百孔，被硝烟熏黑的墙壁上，到处是用俄语涂写的标语。
空气里那种混杂着尸臭、焦木、下水道污物和烈性炸药的刺鼻气味，甚至连初夏的微风都无法吹散。
一群疲惫不堪的苏联红军士兵，正坐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废墟上。
他们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土黄色军服沾满了灰尘，手里拿着缺了口的搪瓷缸子，分食着干硬的黑面包。
没有人在欢呼，也没有人唱歌。
当真正从那台运转了四年的巨大绞肉机里爬出来时，人类的情感往往会被一种极度的麻木与空虚所取代。
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些排成长队、低垂着头颅走过街道的德军战俘，眼神里透着一种历经生死后的死寂。
而在同一天的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地下防空指挥部里，空气同样沉重。
刚刚赢得了欧洲胜利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他穿着那身标志性的条纹西装，嘴里叼着雪茄，站在一幅巨大的欧洲地图前。
他的目光越过了满目疮痍的德国，死死地盯住了地图东侧那片被涂成红色的广袤土地。
“给华盛顿发报。绝密，致杜鲁门总统。”
丘吉尔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在房间里缓慢地踱步，向身后的机要秘书口述着那封在后世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的著名电报。
“……我简直用不着说，胜利之下存在着有害的政治和要命的国际对抗。在苏联的前线，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我们不知道在这幅铁幕之后，正在发生什么……”
随着这封电报的发出，一道无形的、冰冷的“天幕”，开始在人类历史的上空缓缓合拢。
旧的法西斯轴心已经崩塌，而新的冷战阴云，正在这片废墟上悄然汇聚。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那片古老而苦难的亚洲大陆上，法西斯的最后一头巨兽，依然在做着最疯狂、最血腥的困兽之斗。
德国的覆灭，对于远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来说，无异于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消息通过无线电波，穿过了大半个地球，化作了一份极其简短的绝密内参，放在了天津特高课课长松本琴江的办公桌上。
……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二日，夜。
天津，海河主航道。
江面上的风很大，带着初夏特有的潮湿与渤海湾倒灌进来的咸腥味。
今夜没有月亮，厚重的云层像是一块吸饱了墨汁的棉布，沉沉地压在水面上。
一艘排水量约为百吨的日军“若竹”级内河浅水炮艇，正关闭了所有的外部照明，像是一条在黑夜中潜行的鳄鱼，顺着浑浊的海河水流，向着大沽口的方向全速行驶。
炮艇的吃水很浅，双车螺旋桨在船尾搅起两道白色的水花，引擎的轰鸣声被江风撕扯得支离破碎。
前甲板上，一门双联装十三毫米机关炮褪去了炮衣，两名日本水兵穿着救生衣，戴着钢盔，紧张地握着握把。
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一个班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手里的百式冲锋枪全部处于上膛状态。
炮艇内部，一间经过特殊改造的防弹密封舱里。
松本琴江坐在固定在地板上的铁转椅上。
她依然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军装呢子大衣，背脊挺得笔直。
但在那盏昏黄的防爆灯的映照下，她那张向来精致、冷酷的脸庞，此刻却透出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与阴鸷。
她的左手手腕上，锁着一副特制的精钢手铐。
手铐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银白色的、带有复杂机械密码锁的防爆手提箱。
箱子不大，但分量极重，静静地安放在她的膝盖上。
里面装着的，是十二卷微缩胶卷。
那是七三一部队和一八五五部队在中国大地上，用数万条鲜活的人命，在毒气室、冻伤舱和活体解剖台上换来的“终极数据”。
“课长阁下。”
一名大尉军衔的特务推开舱门，江风随即涌入。
他恭敬地低头汇报道：“我们已经驶出了法租界的范围，进入了海河下游。两岸都是芦苇荡，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灯光或船只，再有四十分钟，就能抵达大沽口军港。那里有一艘驱逐舰在等您。”
松本琴江微微点了点头，并没有因为即将到达安全地带而有丝毫的放松。
她伸出右手，轻轻推了推鼻梁上的无框眼镜，目光落在那只银白色的密码箱上。
“德国人投降了。”
她突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
声音很轻，却让站在一旁的大尉浑身一震。
“元首死了，凯特尔元帅在柏林签了字。”
松本琴江转过头，看着舷窗外那深不见底的黑夜，语气中带着一种精算师在面对彻底崩盘的账本时的极致理智。
“第三帝国，那个曾经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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