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贾。不是名字，是活计。
他们说“行曰商，处曰贾”，我是那个“处”的。我坐在市肆后面，等你们来换东西。我坐在那里一辈子，从西周到春秋，从镐京到洛邑，从官家的商铺到自己撑起的摊子。周人说“工商食官”，我年轻时确实吃官家的饭，后来官家管不住了，我也老了。我这一辈子，就是周朝商业从“食官”到“自由”的一辈子。
我出生在洛邑。周公营造的那座城。城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我就住在“后市”那一片。从我记事起，我们这条街上的男人就都是“贾人”。父死子继，工贾不变。我父亲是官贾，我生下来也是官贾。官府给我们口粮，我们替官府卖货。我们卖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王室的、是贵族的。青铜器、玉器、丝绸、兵器。我经手过一把剑，剑柄上镶着绿松石，卖给了虢国来的大夫。那剑够买一百个我。
白天，我在市肆里守着。市肆是一长排棚屋，每家一间，前面摆货，后面住人。早晨是朝市，商贾为主；中午是大市，百族为主；傍晚是夕市，贩夫贩妇为主。我们官贾全天都在，没有“收摊”这回事。我见过贵族从车上下来，用铜贝付账，见过妇人用布帛换盐，见过农民抱着一只鸡来换一把锄头。那些交换，我经手的每一笔都刻着“周”字——大雅小雅、关雎鹿鸣，那些诗里没写商人的事。但坐在市肆后面的我，也听见了风。
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那些从远方来的铜贝。西周中期以后，铜贝已经在市面上流通了。我第一回摸到铜贝的时候，手是抖的。海贝轻，铜贝重。握在手心里，凉凉的，沉甸甸的，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到“钱”是有重量的。贝是财富的象征，可那是别人的象征。我经手的铜贝能装满好几只陶罐，但没有一枚是我的。我是官贾，我只是替官家数钱的。那些贝从我的左手流到右手，从我的柜台流到别人的口袋，像河里的水，流过我的手心，从来不留下温度。
西周晚期，天下不太平了。周厉王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我们这些官贾被管得更严。我被派去郑国，跟着郑桓公东迁。郑桓公是周幽王的司徒，他把一部分商贾迁到新郑，我也在其中。那是第一次，官家允许我们离开官府的商铺——不是放我们走，是让我们跟着走。我带着妻子、儿子，背着一袋铜贝、几匹麻布，从洛邑走到新郑。走在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洛邑。我知道，我可能不会再回去了。
郑国的商业跟镐京和洛邑不一样。东迁之后，官家管不到那么远了。私商开始出现。我也算是私商了——不是我自己选的，是官家管不到我了。我仍然住在市肆后面，但卖的东西不再全是官家的了。我开始卖自己的货：我妻子织的麻布，我从乡下收来的粮食，我从河洛一带贩来的陶器。我不再吃官家的粮了。我在新郑的市场上，第一次真正“卖”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那一笔买卖不大：三匹麻布换了一斗盐。但那一斗盐里的每一粒，都是我的。
我在郑国做了三十年的买卖，赚了一些铜贝。攒了整整一陶罐，埋在我床底下。我不识字，但我认得那些铜贝的模样——上面有简单的花纹，没有文字。铜贝以“寽”为计量单位，一寽是多少我没称过，我只需要知道够不够换一石粟。我攒了十几年，攒了将近两寽。后来天下更乱了。郑国被晋楚两国夹在中间，秦国人从西边来了。弦高犒师那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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