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那年开春，家里起了一场小风波。
起头是姑母回府省亲。这位姑母嫁在城里另一户官宦人家，最热心女孩儿家的教养。她在府里住了半个月，把侄女的日常打听得一清二楚，然后寻了个机会，跟父亲关起门来谈了半宿。
第二天，父亲把山鲁佐德叫去。
"巴扎，往后不去了。"父亲说。
她站在那儿，没吭声。
"你十岁了。"父亲说得很慢，像是每个字都得过一遍，"说书的、跑驼队的、浆洗房，你如今成日价坐在这些人中间。你姑母说，城里已经有人在传：宰相家的女儿，混在巴扎里跟老头子学舌。"
"他们讲的是真的。"她说，"我就是在学。"
"我知道你在学什么。"父亲忽然提高了半格声音，又自己压下去。屋里静了一会儿。
"你母亲，"他说，"当年也是这样。书商家的小姐，成日泡在书市里，跟南来北往的人讲话。什么都听，什么都记。全城的闲话一半是她的，全城的好话也一半是她的。"他停了停，"她走的时候，比你现在大不了几岁。"
山鲁佐德站在那儿，心口咚咚地跳。
这是母亲走后，父亲头一回主动说起她。她看见父亲的眼里没有责备，有另一种东西，一种被压了很多年、压出裂纹的东西。
"我不去了。"她低下头，"父亲。"
禁令执行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她只在家宅里转，把府里最后几口人的故事也收完了。麻纸卷越来越厚。她没抱怨——她跟纳吉姆大爷学过：急，门就焊死。
一个月后，塔里克捎来一个口信。这回不是他自己来的，是托门房递的一句话：
"纳吉姆大爷说，他有一桩东西，要当面交给小姐。跟老夫人有关。"
山鲁佐德拿着那张字条，在窗台前站了很久。
然后她去找父亲，把字条放下，什么也没说，就那么站着。
父亲看完字条，看了很久。第二天是集日，一早，父亲对她说："换件出门的衣裳。我陪你去。"
那天她才知道，父亲也可以那样走路，脱了官服，换了布衣，走在巴扎里，谁也不认识他。
老槐树下，纳吉姆大爷见了他们，并不意外。他让开自己的小凳，请宰相坐，宰相真的坐了，坐在一群贩夫走卒中间，像任何一个听书的。
"大爷，"山鲁佐德忍不住先开口，"您说，跟母亲有关？"
老人没直接答。他先慢慢讲了一支小故事，讲从前书市上有一家书肆，书肆老板的女儿，如何替南来北往的客人寻书，如何把客人讲的路上的事编成小曲，如何在书肆打烊之后，给守夜的人们讲书。
"她十六岁那年，书市上办灯会。"纳吉姆说，"各家书肆门前都摆讲台。她家那个讲台，围的人最多。那晚她讲了一支故事"
老人抬起眼，看着山鲁佐德。
"井底的星。"
风穿过老槐树的叶子，哗的一声。
"一模一样。从头到尾，一字不差。"老人说，"汲水的姑娘，桶里的星，灯芯上的星，桥头老人那句'那是你自己的命'我听到她讲'她把绳子系在井栏上，往井里跳了下去'，她停了。"
"底下满场的人喊：然后呢？"老人的声音低下来，"我也喊了。我那年二十出头，跟着驼队刚落脚在这城里，什么都想听。我挤在最前头，喊得最响。"
"她怎么答的？"山鲁佐德的嗓子是哑的。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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