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安四年开春，顾书宁在沈时渊书房里看见了那方砚台。
那天傍晚沈时渊从兵部回来得比平时早一些。他换下官袍，披上那件深蓝色的旧便袍，在案前坐了一会儿，没有批阅公文，而是从腰间解下一把铜钥匙，打开了书案最下层那个抽屉。那个抽屉一直是锁着的——顾书宁在沈府待了三年，从来没有见他当着自己的面打开过它。每次都是深夜、独自、门关着。今天他大概以为她已经退下了。她确实退下了——退出书房之后想起忘了收案头那份刚誊好的勘合，折回去拿。走到门口的时候从半掩的门缝里看见了他弯腰开锁的背影。
他没有发现她站在门外。抽屉拉开，里面没有公文，没有密报，没有银票和官印。只有两样东西——那枚穿着黑绳的半枚铜钱，和一方旧砚。他把铜钱拿出来放在案上，然后双手捧出那方砚台。动作很慢，不是砚台有多重，是在掂那份重量——她已经看过很多次他掂量看不见的东西的样子。
他把砚台放在案上，砚底朝上。纱灯的光照在砚底的石面上，刻着一个字——“曜”。笔画很深，看得出刻了很多遍。不是刻一刀就完的，是反复加深、反复修磨，把石料的纹理都刻透了。那个字在灯下泛着隐隐的青光，每一笔的末端都有一个微微加深的小圆点——那是刻字的人停刀时多用了力留下的痕迹。刻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他把父亲留给他的一方旧砚，在砚底刻了那个人的名字，藏在这个锁了十五年的抽屉里。十五年后，那个人在朝堂上跟他针锋相对，他从来不说。每次被否决了就合上折子退回班次，说一句“臣遵旨”。
沈时渊的拇指在“曜”字的最后一横上轻轻摩挲了一下。然后把砚台放回抽屉里。关上。锁好。重新拿起笔，翻开一份待批的公文。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说。
顾书宁站在门缝外面，手指在袖子里攥得发白。她见过这个字——不是在这里，是在卷宗库里那张薄纸上。“彼赠吾半钱，吾赠彼砚。砚底刻‘曜’，彼不知其意。愿彼一生不知，唯愿彼安。”他确实刻了。而那个“彼”至今不知道。她忽然想起另一个地方还有一方砚台——萧景曜的旧物箱。三年前在户部整理废弃文书时她听卫衡提过一嘴：七殿下有一个旧物箱，是小时候从宫里带出来的，里头有他母妃的遗物，还有一方刻着字的旧砚，他不记得是怎么来的了，以为是母妃的遗物。两方砚台，同源。同一个人的手笔——一个刻着“曜”，被沈时渊藏了十五年；一个刻着“渊”，被萧景曜忘在旧物箱底。他们各自保管着对方的名字。
几天后，萧景曜偶然打开了那个旧物箱。
不是故意翻找——赵瑾在收拾寝殿时把一个旧木箱从柜子深处拖了出来，问他要不要丢掉。他本来想说丢了吧，但不知为什么还是蹲下来自己掀开了箱盖。箱子里全是母妃的遗物。一条褪了色的织金腰带，半盒用完了的胭脂，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小儿锦缎袄子——领口还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针脚，是母妃亲手缝的。他把锦缎袄子捧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原样叠好放回去。
箱子最底层压着一方砚台。他拿起来翻了翻，砚底刻着一个“渊”字。字迹端正有力，但看得出刻字的人手很生——笔画里带着一点年轻人特有的生涩，不像老工匠那般圆熟。他认得这个笔迹——不是认得，是觉得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想不起来。他拿着砚台站了好一会儿。赵瑾在旁边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大概是母妃的遗物吧。把砚台放回箱子里，箱盖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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