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守藏人
光绪二十八年,小站恢复了元气。
铁路修通了,海河上的货船又多了起来,街上的铺子一家接一家地开。新军走了,又来了新的兵;庙烧了,又有人在山门废墟上烧香。人们把那段日子叫“庚子年”,说起来的时候,声音会低下去,像在说一个不该惊动的死人。
陆记纸铺的生意渐渐好了。
长庚印的婚书、请帖、账本,字迹清楚,价钱公道。念真看店,记性好,谁家欠了钱,谁家要办喜事,谁家的孩子该上学,她都记得。铺子的柜台上永远放着一壶粗茶,谁来都能喝一碗。镇上的人有事没事都爱来坐坐,说说话,打听打听天津的新闻。
念真也教孩子认字。
每天下午,铺子关门之后,她会在后院支一块小黑板,教附近的孩子写《千字文》。她教得不好,只会写,不会讲。孩子们问她“天地玄黄”是什么意思,她就说:“天是头顶上的天,地是脚底下的地,玄是黑,黄是土。合起来就是,天黑了,地黄了,该回家了。”
孩子们哄笑。她也不恼。
她教得最认真的是《百家谣》。
“天字一号陈家婆,地字二号王家河,玄字三号李家磨,黄字四号赵家坡……”
孩子们跟着念,念得摇头晃脑,像唱戏。镇上的人只当是哄孩子的童谣,没人知道,这三十八句、五百一十二个字,每一个字都对应着一户人家、一函经。
念真教了三遍,孩子们就记住了。她让他们每天放学路上唱,唱得越响越好。
“为嘛要唱得响?”长庚问她。
“唱得响,丢不了。”念真说,“就算我不在了,他们也能记住。”
长庚没有说话。他知道她说的“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一个叫二丫的小姑娘问她:“念真婶,经是嘛?”
念真想了想。
“经啊,”她说,“就是很多很多人,一起记住的一件事。”
“嘛事?”
“有的事,是告诉人怎么活;有的事,是告诉人怎么死;有的事,是告诉人,天为什么下雨,人为什么会疼。”念真说,“一个人记不住,就写下来;一个人写不完,就很多人一起写。写了几千年,就成了经。”
二丫似懂非懂。
“那经能吃吗?”
“不能。”
“那有嘛用?”
念真笑了。她想起自己十二岁那年,也问过师父同样的话。
“人活着,不能只吃饭。”她说。
二丫撇撇嘴,跑回去跳皮筋了。她一边跳,一边唱:“天字一号陈家婆,地字二号王家河……”
念真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师父当年说的那句话,她今天总算听懂了一半。
那年秋天,陈阿婆病了。
念真去看她。陈阿婆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还亮。她看见念真,招了招手。
“念真,过来。”
念真坐在炕沿上。陈阿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塞进她手里。
“这是我家那块布。”她说,“天字函的。我剪了一角,留着。你拿着。”
念真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蓝布,上面用红线绣着一个“陈”字。
“阿婆,你留着。”
“我留不住了。”陈阿婆说,“我这一走,家里没人记得天字函。你替我记着。”
念真把布包收好。
“阿婆,你放心。天字函在,陈家就在。”
陈阿婆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像一朵干了的菊花。
“你娘要是看见你今天这样,该多好。”她说,“她当年抱着你,站在庙门口,说你命硬,能活。她没说错。”
念真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秋天的井水。
“阿婆,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陈阿婆看着房梁,想了很久。
“你娘啊,”她说,“是个傻人。她识几个字,会抄方,庙里的人都找她写信、抄经。她心软,见不得人受苦。那年你病得厉害,她抱着你,走了三十里地去天津求医。大夫说要钱,她没钱,回来就跪在藏经阁门口,求张道长借一卷医书。”
“师父借了?”
“借了。”陈阿婆说,“可你娘抄完方子,还没来得及还,庙里就出了事。”
“什么事?”
“丢了一卷经。”陈阿婆压低声音,“有人说是你娘偷的。你娘不认。可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她从藏经阁出来,怀里抱着东西。”
“她抱的是医书。”
“谁知道呢。”陈阿婆叹了口气,“那时候,庙里丢了东西,总得有人背。你娘命不好,赶上了。”
念真沉默了很久。
“阿婆,”她说,“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陈阿婆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门口。
“我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师父知道。”
“他为什么不说?”
“因为说出来,庙就完了。”陈阿婆说,“你师父那个人,把庙看得比命重。可他也苦。你娘死后,他每个月给你们家送米,送到你爹不肯收为止。”
念真想起那些年,家门口偶尔出现的半袋米、一捆柴、一包红糖。她爹从来不说谁送的,只说是“庙里给的”。她一直以为,那是庙里可怜他们。
“阿婆,”她说,“我不恨他。”
“我知道。”陈阿婆说,“你跟你娘一样,心软。”
三天后,陈阿婆死了。
念真给她守了一夜的灵。出殡那天,她走在棺材前面,撒纸钱。纸钱落在雪地上,白花花的一片。
她回到家,把陈阿婆给她的那块蓝布缝进了百家被的边角。针脚很密,像一排小小的牙齿。
“又多了一个。”她对长庚说。
“什么?”
“一个名字。”念真说,“这床被子上,又多了一个名字。”
长庚看着她,忽然说:“念真,你有没有想过,把经书都收回来?”
“想过。”
“什么时候?”
“等我有本事的时候。”
“什么叫有本事?”
念真把针别在衣襟上,看着窗外。
“等我不怕贺云舫的时候。”
光绪二十八年冬天,天津来了个人。
那人是个货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在村里转了两天。他不卖针线,也不卖糖豆,只收旧衣裳、旧布头、旧被子。他出价很高,一块旧布给十个铜子儿,一床旧被子给一块大洋。
村里的女人都动了心。有人把压箱底的旧衣裳翻出来,有人把孩子的旧棉袄拆了。货郎来者不拒,收了满满两担。
第三天,他转到陆记纸铺门口。
“老板娘,”他笑嘻嘻的,“有旧被子吗?我出高价。”
念真正在裁纸,头也没抬。
“没有。”
“旧衣裳也行。红的,蓝的,都行。”
“没有。”
货郎不走。他站在柜台前,压低声音:“我听说,你们家有一床百家被。五百多块布,红的蓝的,可好看了。卖不卖?”
念真手里的裁纸刀停住了。
“你听谁说的?”
“镇上的人都这么说。”货郎说,“说那床被子是庙里传下来的,能辟邪。我有个主顾,专收这种被子。一床给十块大洋。”
“十块?”
“十块。够你买两亩地了。”
念真抬起头,看着他的脸。瘦,尖嘴,左脸上有颗黑痣。
她认得他。庚子年春天,就是他来庙里问百家被。
“你回去告诉贺云舫,”念真说,“被子不卖。经也不卖。让他死了这条心。”
货郎的笑容僵在脸上。
“老板娘,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念真说,“你左脸那颗痣,我记了两年。”
货郎的脸沉下来。他收起拨浪鼓,挑起担子,往门口走。走到门槛上,他回过头。
“苏老板娘,”他说,“贺老板让我带句话。他说,你守得住一床被子,守不住五百户人家。人是要吃饭的。饿急了,什么都能卖。”
他走了。
念真坐在柜台后面,手一直在抖。
长庚从后屋出来,看见她的脸色,问:“怎么了?”
“贺云舫要动手了。”念真说,“他先收旧布,再收旧被子。收不到,就一家一家去买。总有人会卖。”
“那怎么办?”
念真站起来,走到后院。百家被晾在竹竿上,被夕阳照得通红。她伸手摸了摸中央的“灵”字,摸到里面那个硬块。
“长庚,”她说,“我们去天津。”
“现在?”
“现在。”
“铺子怎么办?”
“关几天。”
“隔壁的小栓子呢?”
“托给王婶。”念真说,“我们去集古斋,把天字函拿回来。”
长庚看着她,知道劝不住。
“你带什么去?”他问。
念真从柜台底下摸出那只空函套。黄布,蓝边,白签上写着一个“灵”字。函套里空空的,连一张纸屑都没有。
“带这个。”
“这是空的。”
“贺云舫不知道。”念真说,“他找了这么多年,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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